私募基金绿色投资的数据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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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邱慈观、赵圣、叶家毓

在实现碳中和目标前，我国须先完成实体经济的低碳转型，而资本市场的支持至为关键。其中，绿色金融体系的完善建构更是决定资金有效配置的先决条件。不过，建构绿色金融体系工程浩大，其中有上下层级，有组成要素，更有逻辑链条贯穿其间。特别是，当国家明确绿色目标后，以金融推动绿色目标的重点工作之一在于选出合格的实体经济活动，从而通过金融工具将资金引入合格活动，以推动绿色目标的达成。

现实世界里有不少金融工具能引导绿色资金，私募基金为其中之一。近日笔者因研究课题所需，要落实相关数据。但私募产品原先即有透明度低、披露不足等问题，“绿色”更使难度倍增，相关数据几不可得。本文探讨其中挑战，以期抛砖引玉，引起更多关注，共同寻求改善之道。

私募基金绿色投资为何重要？

实现国家绿色发展目标的关键之一，在于推动具有科学转型路径的高碳行业低碳转型，其中以八大行业、20个子行业为主。测算显示，产业低碳转型所需资金庞大，目前缺口明显，而社会资本的参与度更事关成败。“社会资本”以民间的绿色投资、绿色基金等为主，在一线领域运作，有促进资源调动、监督产业运行、强化市场活力等功能。下文聚焦于绿色私募股权（PE）和绿色创业（VC）的投资基金，原因有三。

首先，私募基金包括PE、VC、私募证券投资、私募资产配置等基金。近年来，我国私募基金规模日益茁壮，成为民间资本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图1呈现基金市场各类资管产品的占比，PE与VC的份额为21%，可见它们已成基金市场要角，也是私募市场的主力。

其次，从产业投资策略的视角看，PE和VC的投资偏好符合绿色产业的生命周期。特别是，这类基金的投资期限长、风险容忍度高，又贴近市场运作，具有积极参与投后管理的优势，从而更能推动被投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转型活动的技术不确定性高，其发展过程需要创新试错，历经多年才能出现成效。由这个角度看，PE及VC股权投资显然是合适的转型资金来源。特别是，我国中小企业素有融资难问题，尤以新兴行业为甚，其中包括氢能开发、储能技术升级等。在此，从风险承受力和投资周期看，传统的信贷、债券等融资方式难以匹配，而私募投资主体的匹配优势明显。

为何需要统计数据核算？

双碳目标的实现需要大量资金的参与，此乃不争之事实。学者专家早在2014年就指出，我国在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的投资资金需求体量较大，不能单靠政府提供，其中约85%的绿色投资必须来自社会资本（马骏、施娱，2014）。绿金委也表明，未来三十年，我国《绿色产业指导目录》里的 211 个三级行业，将产生487 万亿元人民币的绿色低碳投资需求，其中光是2030年前的阶段性投资需求就高达80万亿（绿金委，2021）。

但从实际数字看，2022年我国新增绿色贷款6.12万亿元，新增绿色债券发行额8，690亿元，排除部分借新还旧的再融资后，各渠道流入的投资资金与预期需求之间差距极大。

以上数字除表明资金缺口外，更表明测算缺口的重要性，而后者有赖统计数据的存在。换言之，要分阶段、有重点的引入社会资本，就须实时掌握绿色投资的资金动向，而这又关乎信息披露。但私募投资信息披露的基础在于绿色界定，而一个完善的绿色分类系统是其中关键。只有当分类系统及相应的披露标准都完备时，我们才能基于各私募基金对各类绿色活动的披露，逐一计算投入金额，汇整得出私募基金整体的绿色投向和规模等统计数字。这些数字再与其他金融产品的绿色投向和规模等数字汇整，合并成为金融工具导入系统的绿色资金总额，经由对比实际金额和目标金额得出两者落差，从而调度资源以弥合之。

绿色资金核算的基础为何？

绿色资金精准核算的基础，在于一个建构完备的绿色金融体系，图2表明体系概要。具体而言，绿色金融是目标导向的金融，以生态文明、净零排放为目标，组成要素有分类系统、披露标准、资源调度、激励约束、市场与工具等，而逻辑链条有由上到下和由下到上的两条。由上到下的链条表明绿色金融体系以绿色目标为驱动源，更以目标来界定绿色分类和披露标准，从而将资金导入目标相符的实体活动，并利用披露来公开进展情况。由下到上的链条表明绿色金融体系有赖一个资金核算制度，通过核算来比对目标资金和实际资金的落差，从而追踪实体目标的完成进度，并即时调整多寡有无，以弥补落差。

（1） 总体目标

（2） 分类系统

（3） 披露标准

（4） 法律法规

（5） 投资引导

（6） 激励约束

（7） 工具与交易

在此体系中，我国绿色目标明确，但绿色分类和披露标准至今仍未及完成，资金核算制度亦然。换言之，绿色分类、披露标准和资金核算是目前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其中的隐晦不明造成歧义误导，更为“漂绿”行为留下施展空间。

特别是，我国实体经济活动的绿色分类以目录法编制，目前已完成碳排放量“近零”活动之分类，体现于«绿色产业指导目录»和«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发改委，2019；人民银行等，2021）。但是，“近零”活动色属纯绿，只是绿色分类系统中的一种活动，其他有待分类的还有转型活动和赋能活动。转型活动色属棕褐，目前碳排高但有科学支持的转型路径，经由努力后能实现碳中和。所谓赋能活动，是指能通过本身产品和服务来帮助其他活动实现碳中和目标。完整的分类系统覆盖近零、转型和赋能等三类活动。

迄今，我国分类系统仍未及覆盖上述三类合格活动，而相应的金融产品披露标准、资金核算口径等也都未及建立，从而产生了未能精确检测碳中和目标资金落实情况的问题。那么，如果退而求其次，聚焦于已建立分类系统的近零类活动，如洁能环保、清洁能源、生态环境、绿色服务等行业，则是否有私募基金投资纯绿活动的信息渠道？ 能获得私募基金的纯绿投资方向和实缴规模等数据吗？

私募基金信息渠道有绿色数据吗？

目前国内绿色私募基金的信息渠道，有官方和民间两种。

官方渠道方面，中基协是境内基金业的核心监管机构，依照《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第十九条到二十四条的规定，它须按季收集私募基金管理人的备案，包括基金的认缴规模、实缴规模、投资者数量、主要投资方向等信息（中基协，2023）。但从执行层面看，上述备案信息更新的实时性不佳，且不向公众披露投资内容。此外，虽然中基协表示它收集了绿色信息，但它向公众披露时，却选择了来自绿色投资评估问卷调查的主观数据。但该项调查采取自愿参与形式，信息含量有限、数据真实性未经核实，故难为有效凭据。

以去年的《基金管理人绿色投资自评估报告》为例，其中有两个严重问题。一个与信息代表性有关。现存的14，303家私募基金中，只有327家参与问卷调查（中基协，2022），而参与比率的低落不免令人质疑信息的代表性。另一个与问卷设计有关。当问卷题目并未围绕着绿色分类系统设计，也并未以合适统计口径来汲取投资信息时，则问卷调查依然不能产生有用数据。如果数据的质与量俱未达标，则调查难以发挥提高透明度、促进绿色投资流动的功能。

官方渠道既无法提供有用信息，那么，由第三方数据平台形成的民间渠道能提供吗？ 近年来，以清科、投中数据为代表的数据供应商，已俨然成为私募市场绿色信息的主力供给方。它们通过调研、访谈等方式，收集私募基金的投资与规模信息，经整理后再将数据有偿供给市场主体。数据商利用其市场化运作的特性，掌握了市场对私募投资信息需求的契机，在技术创新、主题引入和调研方式等方面都相当灵活。

作者使用后发现，上述平台基于国内的“绿色”界定，在数据的统计口径、归集方式等方面提供了一些加值服务，其中包括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设置了特定模块、对投资者呈现了资金流入情况、对项目IPO进行了汇总等。当官方渠道信息左支右绌时，民间的加值信息服务显然受到使用方青睐，促成头部数据平台的快速发展。然而，加值服务只有“附加”价值，它并不能解决绿色界定、统计口径和产品披露等根本问题。换言之，当绿色金融体系的基本面未及建设完整时，市场化平台的加值服务依然不能产生私募基金在绿色资金投向和规模等方面的精准数据，从而并入一个集中化的资金核算系统，以追踪绿色实体目标的完成进度。

投资案例的“绿色”可信度如何？

对于所需数据，官方渠道无法取得，民间渠道也帮助有限，为了能深入了解问题所在，笔者以关键词进行筛选。我们通过中基协官网的搜寻栏，利用国内“近零”活动分类，以核心关键词筛选官方备案的基金名称，试图了得出一些方向性的粗略统计。那么，笔者有何发现？

以政策扶持的“基金小镇”为例，筛选结果表明，该区域存在大批以“绿色”“新能源”等词命名的股权投资基金。但深入追踪后，笔者未能发现它们采取了实际绿色投资行为。例如，以2016年成立的深圳市前海和骏新能源投资企业而言，基金注册于深圳市前海深港基金小镇，经营（投资）范围包括新能源科技项目、节能环保行业项目等。但该基金成立多年后，笔者通过公开渠道仍未能找到其投资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的信息，亦未能找到其参股企业。无法找到信息的原因，究竟是基金不披露还是基金未行动，则无从得知。但难免让人感到信息不够透明，相关监管机构亦未善尽追踪督导之责。

另一方面，笔者也确实发现了一些绿色投资案例。以金华舆轩智慧物联新能源产业合伙企业为例，该基金于2019年成立，由金华国有资本、浙江金华转型升级产业基金及中车资本领投，杭州芯图科技公司作为社会资本跟投。笔者查询企业信息后，发现该基金投资了浙江零跑科技公司，而后者发展为国内新能源车的要角，并于2022年在港交所上市。

先前有研究指出，投资者对基金特征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品名称，故市场上极可能有利用信息落差套利，以赚取表面声誉的绿色基金。对于这种现象，笔者进一步从投资人组成着手分析，以了解不同出资机构所宣称的绿色投资是否存在可信度差异。

有关于此，筆者结合中基协的备案信息，利用筛选法来检视命名中包含“绿色”“环保”“清洁能源”等对应关键词的私募基金。在符合关键词的723只基金中，笔者逐一经由备案文件分析其出资机构后，发现出资主体可分为PE及VC机构、国资主导机构、产业资本机构、PPP模式等四种，各类机构的基金数量占比如图3所示。其中，政府引导资金的占比为45%，旗下有国资主导型（19%）和PPP（26%），而PE、VC私募投资机构的占比为43%。笔者进一步追踪分析后发现，政府引导资金投向绿色领域的可信度高，对照之下，PE、VC投资的“绿色”相关性则难以辨识。换言之，从出资主体看，在名为“绿色”的私募基金里，其中半数的绿色投资属性有欠明确。

总结与建议

社会资本是碳中和的关键推手，私募基金为其中组成之一，因其投资特质与碳中和赋能资本的特质相符，故其资金驱动尤显重要。但由以上分析可知，目前私募基金绿色投资相关的投向和规模数据都极为欠缺。究其原因，其中固然有些与国内绿色金融体系建构有关，但另一些则与监管制度、主体动机等有关。

在绿色金融体系建构方面，国内应加速完善目前薄弱环节的建构，特别是在实体活动分类系统、金融产品披露标准、资金核算统计口径等方面，从而才能通过核算来比对目标资金和实际资金的落差，以追踪实体目标的完成进度，并即时调整有无来弥补落差。在监管方面，私募基金绿色投资的发展有赖一套完善的监管制度，其中包括绿色分类的认定、信息披露的落实、数据的核实和归集、奖惩机制的配套运作、绿色理念的推广、最佳实践的分享等，以营造一个有利私募行业绿色投资实践的环境。特别是，这个环境中除了应有规范约束机制外，还应赋予私募行业正向学习机会，以激励诱发，促成更多积极的绿色投资行为。

事实上，在国家绿色金融体系仍未及建构完整时，私募基金的监管机构仍能依据该体系中的已有部分来进行阶段性监管。例如，监管机构可基于国内已完成的绿色活动分类，梳理形成一套绿色投资指引暨信息披露方案，对私募基金行业进行宣导，鼓励采纳。这种阶段性作法虽然仍难以达到绿色金融体系中的资金检测功能，却可帮助私募基金行业站上学习曲线，形成积渐成变的力量来源。另外，目前中基协使用的私募基金备案系统似嫌老旧，可考虑以具备更多功能的方式更新。在此，美国SEC开发的电子备案系统可供酌参。该系统按季度收集私募资金投向信息，定期向公众披露脱敏处理的“私募基金数据统计”等报告，从而为后续的民间平台建设形成基础。

本文结束前，在私募基金之外，笔者对我国绿色投资市场提出两点建议。首先，身处实体经济低碳转型背景下，监管机构更须强化自身职能认知，贴近市场需求，积极承担责任。特别是，绿色金融有序发展的要素之一在于漂绿行为的有效防范，信息披露为其中关键，而这更凸显了监管机构发挥其披露监督职能的重要性。其次，对于国内分类系统已然明确的绿色活动，各地政府应加强绿色项目库及认证核实等配套措施的建设，以利推进社会资本流入绿色领域。如此，投资信息渠道才能更加疏通，资源配置才能更加有效，中国才能更稳健地站在实现碳中和目标的绿色轨道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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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施娱，2014． 绿色金融政策及中国的运用． 新金融评论． 2： 79-107．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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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绿金委），2021． 碳中和愿景下的绿色金融路线图研究． 北京：绿金委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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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2019． 绿色产业指导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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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及证监会（人民银行等），2021．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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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基协），2023． 私募投资基金登记备案办法． 参考链接：

https：//www.amac.org.cn/governmentrules/czxgf/zlgz/zlgz_smjj/zlgz_smjj_zhl/202303/P0202303283214685293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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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中基协），2022． 基金管理人绿色投资自评估报告2022．

（邱慈观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可持续金融学科发展专项基金学术主任，赵圣、叶家毓是可持续金融专项基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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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