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集团的性质是什么？为什么“反清复明”不能成功？

在之前的一篇文章《明朝砍杀日本倭寇的“戚家刀”，居然是一种仿造自日本刀的长刀？》中，我们向大家讲述了明帝国中期东南沿海抗倭战争的历史细节，文章底下有些读者留言，说大伊万“怎么把郑芝龙也给算在‘海寇’的行列里了”、“郑成功集团的性质是什么”。因此今天咱专门写个“番外篇”向大家科普一下郑氏集团的历史。

电影《英雄郑成功》剧照，右侧为郑芝龙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向大家阐明，明代中期横行于东南沿海的倭寇，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因日本的“战国内乱”而选择出海劫掠的西南诸侯浪人，更主要的则是因明帝国的“海禁政策”而异常猖獗的东南沿海走私海商。这两股人马杂糅在一起，一手拿着算盘，一手拿着军刀，呈现出“一面是海商、一面是海盗”的复杂图景，郑芝龙自然也不例外：

根据历史记载，郑芝龙是福建南安人，少年时就跟随走私商人下南洋谋生，先是到过葡萄牙人盘踞的澳门，然后又到过菲律宾的马尼拉等地，不仅学得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语，甚至还接受过天主教的洗礼，取过一个“尼古拉”的教名。天启三年，郑芝龙因为机缘巧合，结识了旅居日本长崎的泉州华侨、著名海商李旦，并“以父事之”，利用自己在东南亚人脉广泛的优势，为李旦经营东南亚的商业贸易，很快发了家。

郑芝龙画像

由于李旦膝下无子，天启五年其去世后，全部的产业与商船队均由郑芝龙继承，郑芝龙这下走上了人生巅峰，成了明帝国末期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最大的海上走私集团。

郑芝龙鼎盛时期势力范围

当然，咱们先前提过，由于明帝国的海禁政策，郑芝龙这种走私大户显然不被明帝国所承认，郑氏集团无疑也被明帝国给划进了海盗的行列，予以强力打击。但是一方面，郑芝龙的主要重心一是放在商业行为上，二是放在招徕流民、安抚人心、扩大自身势力上，真正的海盗行为并不多，另一方面，明朝官府也的确打不过拥有制海权的郑芝龙战船，因此到了崇祯三年，明帝国正式招抚了郑芝龙，给授予了一个“海防游击”的杂号将职，郑芝龙也正式从海上到了福建晋江坐镇。

荷兰人所绘郑芝龙

不过，尽管郑芝龙名义上领“五虎游击将军”这么一个不伦不类的职称，但实际上还是不听明帝国招呼，海外贸易与屯垦的收益全都给自己咪了，属下的三万多部众、上千艘战船也只听郑芝龙一个人的，但这个时候明帝国内部都自顾不暇了，对郑芝龙只求海上不要有事就好，至于拥兵自重，则完全持默许态度。

而郑芝龙这种“名义上归附、实际上自立、在海外有巨大的商业利益”的地位，注定了其在明清交替的时代必然要以一种极其矛盾的态度、在明清两方之间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郑芝龙由于长期人在海外，与日本、葡萄牙、朝鲜、东南亚等国关系极为密切，对传统士大夫所鼓噪的“联虏平寇”之类完全不感兴趣，对明王朝的向心力也并不强，其一切的行动前提，就是保住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尤其是巨大的海外利益。

因此，郑芝龙在清军越过仙霞关之际就选择投降清帝国，并要求清帝国保全其在国内、国外的商业利益，在当时的郑氏集团看来，无疑是最佳选项，只不过以清帝国的中央集权程度，无疑比费拉不堪的明帝国高了不止一个档次，怎可能容忍有一股尾大不掉的势力盘踞在东南沿海不听朝廷招呼？郑芝龙在面对清廷时，情况都不清楚就胡乱下注，直接决定了其悲剧性结局。

清廷绝不会容忍东南沿海的郑氏集团

虽然郑芝龙被清廷软禁，但是其在面对明清交替之际的政治考量与战略选择，也无疑对郑成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导致其在明清之间始终摇摆不定、暧昧不明。说到尊奉明帝国，郑成功在永历皇帝于安龙即位后倒是一直使用着南明的“永历”年号，也遥奉永历皇帝为正朔，但实际上郑军依然不听明帝国招呼，完全按照自己的利益行动，如清顺治十一年同时发生的张煌言与张名振三入长江、晋王李定国会攻两广之战，尽管战前李定国多次写信同郑成功联系协同，请求郑成功与自己相向进军，夹攻广东，一举荡平两广，但郑成功面对如此大好机会依然不为所动。

李定国多次写信同郑成功联系协同

不为所动也就罢了，郑成功反而认为这是向清帝国提高价码的好机会，从顺治十年到顺治十一年先后和清方展开了多轮谈判，当时按照清方给出的价码，愿意册封郑成功为“海澄公”，并允诺按照郑成功的要求，将潮州、惠州、漳州、泉州四府交郑家管辖，令其永镇东南，但到清帝国的使者真的到来、郑成功“设香案、三跪九叩头”表示臣服后，突然又提高要价，要求把福建全省和浙江省宁波、绍兴、温州、台州、处州五个府也交给郑家，面对郑氏集团反复无常的态度，顺治皇帝认为郑成功“词多乖戾，征求无厌”，此番招抚郑氏集团的努力自然也是以失败告终。

顺治皇帝

说到这里，我们完全可以看出，相对于李定国、张煌言、张名振等人坚决抗清的态度，郑成功乃至整个郑氏集团在明清易代之际的战略选择完全没有固定立场，一切以最大化自身利益为主要导向。所谓的反清复明事业之于这些人，更像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筹码，对于郑成功与郑氏集团的态度，清廷的两广总督李率泰可谓看得真切，他在给顺治皇帝的上疏里面说，（郑成功）“无三省，则舍我而忠于彼；有三省，则舍彼而忠于我”。但是郑成功乃至郑氏集团在明清之间投机的态度，其恶果很快显现了出来，由于郑成功的置身事外，顺治十一年南明政权主导的会攻两广、三入长江之战均以迅速失败告终，其后南明政权再也没有力量发动足够的战略进攻，单凭郑成功一家的力量，显然无法对清帝国形成决定性的威胁了。

顺治十一年南明的形势

除了在明清交替之际的战略选择上充满了机会主义和摇摆不定，郑成功在具体的作战策略上也充满了海盗式的“捞一把就跑”：我们前面提过不止一次，郑氏集团作为凭借海上贸易发家的、拥有大量战船和制海权的商业与军事集团，其整个战略与战术思维充满了海洋民族乃至海盗的特质，对农耕文明在战争中的霸田抢地兴趣不大，认为在掌握制海权的情况下就足以支撑整个战争进程了。

基于这种思维，郑成功既不注重建立自己的陆上战略纵深，也不注重对己方在岸上立足点的经营，偶尔有主动进攻的行动也伴随着普遍的海盗式的征发与抢劫，如在与清帝国长期拉锯的过程中，郑军长期纵横闽、粤、浙等地沿海，每到一地无不伴随着大量的征粮和搜刮，在当地人民不得已结寨以自保的情况下，郑军又往往认为本地百姓都是“逆民”，一言不合就开始“绝其族类，剿杀无遗”。

如郑成功手下官员杨英所著《先王实录》里，就起码记载了十几起此类屠杀事件，如南明永历四年郑军攻和平寨，破寨后“尽杀之”，攻和尚寨，“男女一并剿杀无遗”，永历五年郑军攻打霞帐寨，攻克后“剿杀无余”，永历八年攻打松下寨，攻克之后“逆民不支，具被剿杀”，永历九年郑军攻仙游县城，破城之后“焚杀甚惨”。尤其是永历十一年郑军攻潮州澄海鸥汀寨之战，按《潮州志》所记载，郑军破寨后，“屠男女六万余人，仅百人身免”，最惨无人道的是郑军屠城后撤走，当地百姓自发前来收敛遇难者遗体，结果郑军又杀了回来，把前来收拾的百姓再度屠杀殆尽，结果数万遗体无人敢收敛，一直到第二年，新任的澄海县令祖之麟才组织人手把尸骸火化，火化后的骨灰竟然足足收集到了四万斤。

鸥汀寨旧址（图片来源于网络）

就在这种反复的拉锯、打劫中，郑氏集团不仅把自己与清帝国讨价还价的本钱越玩越少，连本地的民心都开始向清帝国倾斜，一直到了清顺治十三年，郑成功终于开始“转变作风”，打算趁着清军主力大举进攻云贵，派兵向长江流域进攻，真正开拓自己的根据地，甚至连打到南京城下“先祭孝陵”都打算好了。

而一开始，郑军进展十分顺利，沿途百姓也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是等到郑军在南京城下战败，开始全线溃退时，这股势力的海盗作风又开始发作了，到处强抢妇女、劫掠财物，按照浙江一名“明朝遗民”李邺嗣的记载，郑军进入其家乡鄞县后，“纵兵大搜，杀东乡万余人”，连他自己的好友也因为郑军大肆搜刮，“索其财，无有，因杀之”，郑军这种做法不仅连带在浙江等地也臭了大街，也令很多想“一心恢复明朝江山”的人士大失所望，反而帮助清帝国在江南稳固了统治。

郑军的海盗作风一旦发作，百姓就遭殃了

就这样，伴随着郑成功和整个郑氏集团的不断折腾，到了清顺治十八年，除了郑成功以外的抗清力量基本上不是败亡，就是失去了给清廷形成足够威胁的能力。而郑成功和整个郑氏集团，在明清交替的风云变幻后，也终于到了无法在大陆立足的那一天，不得不选择重归海外。这次，郑成功选择了被荷兰殖民者盘踞的台湾作为扩张对象。但是，这就是咱们提过的另一个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