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叶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已从历史课本上消失，听听就好

前几周，我们和大家讨论了明、清两代古中国军队的火器发展与实战运用，不出大伊万所料，文后又有很多读者在刷那条非常著名的网络段子：“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可惜都被满清王朝给生生扼杀了”、“如果没有清帝国‘开历史倒车’，明帝国就有可能会发展出资本主义”。那么，明帝国是否真的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清帝国是否又把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给扼杀在摇篮里、断绝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希望呢？咱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事。

明画《南都繁会景物图卷》，简称《南都繁会图》，该图绘的是一幅南京街市三月庆春游艺活动场面。作者：仇英

实际上，不仅有相当一部分读者这么认为、大伊万在上高中的时候，人教版高中历史课本也沿用了“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这是流传甚广的“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基本来源。但是，这个让很多国人想入非非的名词，在最新版的高中历史教材中已经被取消，而代之以“使用自由雇佣劳动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这种表述，只在正文一侧的附注中提了一句：“一些学者认为，这种生产方式近似于西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早期形态，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一字之差，语义大变，这意味着，“资本主义萌芽”这种定论，已经从当代中国历史学界的共识变成了“部分人的观点”，事实上不再被主流学术界所承认了，那么，为何先前的高中历史教材承认了“资本主义萌芽”、最新版历史教材却又彻底改变了表述呢？

1939年版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其中并没有提到“资本主义萌芽”

其实，“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在历史学界成为显学，本来也没多长的历史，大伊万找来找去，在民国时期没见过学术界有此类论述，这一表述最早出现，应该是出于毛泽东同志于1939年撰写、1950年再版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该文简明扼要地剖析了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而在1950年的修订版中，全文被修订者加了一句话：“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正以毛泽东同志的这篇文章为起点，“古代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迅速风靡新中国的历史学界，成为烜赫一时的显学，乃至变成了当时中国历史学界最炙手可热、无数大佬争先恐后潜心研究的“五朵金花”之一。

经常被用来证明明代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例子——《三言二拍》中提到的施复夫妇成为机户的故事

不过，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论”是由《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引申出来的，研究甫一开始，各路学者就提出了种种五花八门的论证标准，而根据这些论证标准，“资本主义萌芽”到底出现于古代中国的什么时期也就成了各执一词。比如有些学者认为，雇主对雇工产生的雇佣关系，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特点，有了雇佣劳动与工资制度，就意味着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还有些学者认为，商品经济的出现，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特征，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就意味着古代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根据这些标准，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也出现了明代、宋代、唐代、秦汉等不同说法，而最骇人听闻的说法，是宣称“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一直到了1985年，新中国历史学界研究“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顶级大佬许涤新、吴承明出版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书中把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间定义为“明代后期”，大多数历史学家认可了这种说法。这样，“明代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才算是基本有了定论，也是历史教材中有关说法的来源。

文革中的宣传画，到处充斥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对“资本主义”的明确定义

而根据这本权威著作的说法，书中说，“要把资本主义萌芽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那么何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到底什么才是“资本主义”呢？有人说，“资本主义”还不好定义吗，翻翻马克思的著作不就知道了吗！但关键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并未对“资本主义”这个词做过精确的定义，只使用了“资本”、“资产阶级”、“资产者”这种称谓。

明代画家仇英所作《清明上河图》局部，一个印染作坊里的雇工正在劳动

再从国内历史学者对“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与定义来看，当时的历史学者尽管各有说法，但是，几乎所有历史学者都把“雇佣劳动”作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个表征，那么雇佣劳动真的能和“资本主义萌芽”划等号吗？起码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不认的，恩格斯早在《反杜林论》中，就已经明确指出了：雇佣劳动的产生，绝对不是资本的伴生物，但他绝对想不到，在他去世百年后，在遥远的东方，仍然有一群历史学者，把“雇佣劳动”当做“资本主义萌芽”的体现。这样一看，国内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从一开始基础就不太稳当，连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都未能得其真传，就研究起了“资本主义萌芽”，说句不好听的话，这不就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吗？

马克思的“五种生产方式”经常被误解为所谓“五种社会形态”

实际上，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在1950年首度出现的所谓“古代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一说，本质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联式的教条主义哲学、尤其是斯大林同志的历史“五阶段论”的影响，斯大林的“五阶段论”认为，人类社会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五个社会形态，分别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由社会主义作为初级阶段），任何民族和历史都概莫能外。而在“五阶段论”进入中国后，我们就一一对应为夏朝以前是原始社会、夏商周与春秋时代是奴隶社会、战国到清代是封建社会、而北洋政府与民国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西周封建制度和西欧封建制度颇有相似之处，但在我国史学界西周却被定义为“奴隶制社会”

事实上，斯大林同志的“五阶段论”自身，都算是“未能得其精髓的二次再创作”，是篡改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真正提出的、作为分析各民族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五种生产方式”的结果。马克思认为，各民族的生产方式包括有“原始社会的、亚细亚式的、古代的、封建的、资产阶级式的”五种类型，到了斯大林手里却变成了所谓的“五阶段论”，而且变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实际上，连马克思自己的《资本论》第一部第一章里，就已经开宗明义地反对把自身对西欧历史起源与发展的研究与定义，“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能认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要走相同道路”。

中国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顶级大佬——吴承明先生，晚年也放弃了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提法

随着新中国历史学界对古代历史研究的逐渐深入，传统的“五阶段论”也在不断充实和发展，现在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与西欧的奴隶制、封建制都有很大的不同：罗马帝国的奴隶制度，是靠对外征服掠获的凯尔特人、高卢人、日耳曼人或色雷斯奴隶作为主要劳动力，靠奴隶制庄园作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而古代中国的周代奴隶社会，则是以自由民为主要劳动力、以井田制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再如西欧的封建制是以分封制和采邑制为基础，从骑士到领主是按照分层效忠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而古代中国的封建社会则是以中央集权制度与郡县制组织起来的。这些巨大的、本质的差别，足以说明古代欧洲与古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是完全不同的，社会情况也是完全不相同的，自然，社会制度的发展也不可能完全趋同。在西欧的社会环境中，近代的资本主义可以以市民社会、城市自治为基础，通过繁荣的环地中海商业活动与自然科学支持下的技术革命孕育而来，并不代表着古代中国也一定可以“有样学样”地孕育出相同的资本主义来。如果咱们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非要认为古代中国一定会从封建社会自动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那反倒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极大嘲讽了。

旧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上明明白白写着“清朝时，资本主义萌芽继续发展”

故而，伴随着新中国历史研究的进展，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已经逐渐降温，虽然在中学历史教材中一直沿用了下来，但学界坚持此类说法的学者早已不复往日盛况。就连研究了一辈子“资本主义萌芽”、堪称“萌芽”界顶级大佬的吴承明，到了晚年也承认：“中国实际上就没有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我们把它越过去了”、“我想提出，在历史研究上，不要再提研究资本主义萌芽了，与其说是资本主义萌芽，不如说是近代化经济的萌芽”。而国内学界的明清史超级大佬李伯重先生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其实本质上就是国内历史学者的“情结”问题，就是为了证明咱们中国不比西欧落后、咱们靠自己也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但是，“情结”代替不了事实，虽然“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客观上给古代中国经济史提供了巨大的助力，但从国内学界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主流看，越来越倾向于它是一个“伪命题”，是根本不存在、也难以定论的事实。既然是“伪命题”，在最新编纂的中学历史教材中将其删除，那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新版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明清经济发展的部分截图，用“自由雇佣劳动”代替了“资本主义萌芽”的说法

在“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是伪命题的情况下，网络上有些人鼓噪“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满清扼杀”，那就是从“伪命题”借题发挥搞出来的更大的“伪命题”了。就算是在过去承认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时代，学界的观点也是“清代，资本主义萌芽得到了巨大发展”，甚至在中学历史书上也这么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一点。能讲出所谓“满清扼杀大明资本主义萌芽”这种话的人，怕是上课的时候根本就没认真听讲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