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华白海豚撑开更多“保护伞”

海南中华白海豚。

■本报记者 张晴丹

在我国，至少有8个现存中华白海豚地理种群，但对它们的保护管理工作仍然面临巨大困难和挑战。

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哺乳动物研究团队（以下简称深海所研究团队）总结了我国水域中华白海豚保护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过去30年我国围绕中华白海豚所取得的种群生态学、遗传学、生物地理学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归纳了种群分布模式、连接性和差异分化方面的保护基线信息，为我国中华白海豚保护管理以及下一步保护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相关研究近日在线发表于《水生资源保护：海洋与淡水生态系统》。

提高栖息地保护区空间覆盖率

通过整合1990年至今已公开发表的实地调查资料，科研人员发现我国至少有8个现存的中华白海豚地理种群，已确定的中华白海豚分布面积约为1.54万平方千米，仅占《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估该物种在我国总分布面积的15.8%。

据统计，在我国东南沿海中华白海豚的分布范围内，已有15个以该物种为旗舰物种或主要保护对象的海洋保护区。然而，这些保护区的面积总和仅为1462平方千米，占我国中华白海豚总分布面积估计值的9.5%。

“这样的空间覆盖率远不足以为我国中华白海豚就地保护提供足够的支持。”论文第一作者、深海所研究团队刘明明博士指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所有地理种群都被保护区覆盖，如海南种群和宁德种群及其栖息地不在任何保护区的范围内。

刘明明建议，针对所有目前已知的地理种群，进一步开展栖息地保护工作，尽快推动建立或扩大已有海洋保护区。未来建立海洋保护区或国家公园时，应优先考虑覆盖中华白海豚的关键栖息地，尤其是那些目前完全不受保护的区域。

此外，刘明明表示，参考国际上关于海洋生物保护2030年的覆盖比例目标，我国中华白海豚栖息地的保护区空间覆盖率应尽快大幅提升。

扩大有效种群规模

通过交叉比对不同地理种群的照片个体识别库，可以分析不同地理种群之间个体交流情况。基于该方法，深海所研究团队发现了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即在我国8个已知的地理种群之中，至少有6个种群未检测到跨地理种群的个体交流。

在8年时间跨度、个体识别率接近100%的情况下，我国台湾西海岸种群与地理距离仅170多千米的厦门-金门种群，几乎不存在任何个体交流。无独有偶，在海南西南部、湛江东部、北部湾（三娘湾亚群体）和珠江口这4个地理种群之间，也没有观察到重复识别个体。

基于我国4处地理水域采集的103个样本，一项最新遗传学研究初步证明我国水域中华白海豚种内遗传多样性水平较低。

“我国现有的几个地理种群可能是由同一祖先快速扩张分化而来，不同种群间显示出一定水平的遗传分化，但分化程度显著低于孟加拉湾和泰国湾种群。”论文通讯作者、深海所研究团队研究员李松海说。

在澳大利亚东部水域，有学者采集了中华白海豚近亲物种之一澳大利亚驼海豚在8处地理区域的159个生物学样本，并开展了线粒体DNA遗传学分析，其主要结果与我国情况高度相似，包括中华白海豚在内的驼海豚属动物的地理隔离现象和遗传瓶颈效应可能普遍存在。

无论是基于照相识别的个体交叉比对结果，还是遗传学比较研究结果，都表明我国中华白海豚不同地理种群之间的连通性非常差，地理种群间可能不存在个体交流，地理种群内的个体交流也不多。

“造成这一局面的机制是极其复杂的，既有物种本身近岸生活、活动能力有限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受到天然地理屏障阻隔以及近岸人类活动的影响。”李松海表示，“未来保护管理工作应重点考虑增加或至少保持我国中华白海豚的遗传多样性、种群间连通性和有效种群规模，有效缓解几项主要的近岸人类活动，如渔业误捕、栖息地丧失/退化和航运等对中华白海豚生存的不利影响。”

设定独立保护管理单元

在形态学和行为学研究方面，有研究发现，采集自不同水域的中华白海豚骨骼标本在颅骨特征和脊椎骨数量等骨骼特征上可能存在差异。

在外观形态上，中华白海豚的皮肤颜色、色素沉着模式及其他可识别特征，存在广泛的地理种群差异。在声行为方面，有研究结果表明中华白海豚哨叫声信号存在一定程度的地理差异，这说明该物种在不同水域可能存在对声环境的差异化适应机制。

与之相似，中华白海豚不同地理种群之间也显示出集群规模、栖息地利用策略等方面的行为学差异。地理环境特征、食物资源、人为扰动等关键因素可能是决定不同水域中华白海豚行为学差异的重要驱动因子。

“对中华白海豚这样的近岸分布且家域狭小的物种而言，我们推测不同的地理种群之间存在复杂的种内分化，导致了遗传学、形态学、行为学等多方面的广泛地理差异。”李松海说。

李松海建议，将目前已知的每个地理种群都设定为独立的保护管理单元，通过划分为不同地理种群或亚种，有效评估每个地理种群的受威胁状况，厘清不同地理种群主要生存威胁因子，而不是将所有地理种群简单划入单一物种进行评估。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02/aqc.3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