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传，一名记者是怎样改变世界的

诺哈网2023-05-27 18:20:180阅

《军武次位面》作者：曾航

1970年10月1日，当毛泽东走上天安门城楼，兴致颇高地向台下游行的群众挥手致意的时候，所有人都注意到，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位头发花白的年长美国人。这个信号非同寻常。

▲斯诺夫妇和毛主席在天安门

此时正值中国的外交环境空前恶化的时刻，还十分困难的中国人民，要同时反“美帝”和“苏修”两大巨头，尤其是当年的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此时正在漫长的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一声令下苏联的坦克洪流就可能在一个星期内横扫中国的北方地区。

毛泽东罕见的接受了他5个小时的单独专访，在这组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杂志上的报道中，毛泽东向尼克松发出了邀请他访华的明确信号。一年多以后，著名的乒乓外交启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国的外部环境极大改善。

回到那位登上天安门城楼，并能站在毛泽东身边的这位美国记者，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是登峰造极。

他曾是在中国的战争年代中，西方记者中首位能直接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贺龙、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高层的美国记者，罗斯福经常把他叫到白宫问他对亚洲事务的看法，尼赫鲁和甘地和他一起吃饭，也采访过希特勒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他去过中国、印度、日本、朝鲜、印尼、越南、沙特、苏联、奥地利、德国等国采访。同时，他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美修复外交关系等几个重要历史事件中都发挥了极大的个人作用。

许多中国人都读过他的经典著作《西行漫记》（即《红星照耀中国》）。但是他的整个人生，远比这要精彩。

这名美国记者拥有怎样的人生呢？

1905年的7月19日，埃德加-斯诺出生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按照今天的标准，斯诺家境优渥。斯诺的爷爷在好几个州都有自己的农场，还开了一家百货公司，光他们在银行的存款每年的利息，应付全家的开支也绰绰有余。斯诺就记得爷爷经常对他吹嘘，他这一辈子没有干过一天活。斯诺的父亲办了一家建筑公司，同时开了一家印刷厂，这家印刷厂经常帮当地的报纸印刷，斯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小的时候，斯诺经常坐着家里那辆福特汽车出去兜风。

1928年斯诺在股票投机中赚了点小钱，他在随后的1929年股灾来临前幸运的卖掉了所有股票，拿到800美元现金，对于22岁的斯诺来说，这笔钱够到国外去闯荡一阵了。要知道，当时一个外国人在北京、上海每个月只需要花50美金，就能供全家人过上有两三个仆人的很舒适生活。

斯诺大学上的是密苏里大学新闻系，这个学校的毕业生在远东地区有超过50名记者，几乎垄断了远东的新闻报道，有强大的校友关系网，来自中国的各种校友信息刺激着斯诺想去东方闯一闯。当时的美国还不是世界的中心，大部分美国人对于国际新闻并不关心，他们宁愿多花时间关注好莱坞的电影、棒球比赛和华尔街的股市。国际新闻报道算是个冷门的职业。

▲青年时期斯诺

1928年7月6日，22岁的斯诺乘坐轮船来到上海，投奔了他的密苏里老乡，成功的报人鲍威尔，他在上海有一份成功的报纸《密勒氏评论报》，此时的鲍威尔的报社正是用人之际，他盛情邀请同样是密苏里大学毕业的小学弟斯诺跟他一起混，并给他开出了一份为期一年的工作机会。《密勒氏评论报》虽说是一份外资经营的外文报纸，但它却是在中国诞生的。它以“无所顾忌地发表言论”而著称，国民党白色恐怖笼罩下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美国麦卡锡主义浪潮里揭露朝鲜战场美军使用化学武器，之后斯诺登顶记者生涯最高峰的“陕西之行”，在1936年11月，就由该报首先发出斯诺陕北之行的消息和他与毛泽东会见记。

▲青年斯诺在来远东的路上

那个年代，外国人在上海的日子爽到飞起来。斯诺月薪大概600多银元，要知道当时在北京租一套四合院也不过20银元，一块银元可以买8斤猪肉。当时一个小学老师的工资是每个月10块大洋，就算是小学校长，每个月的工资也就20块大洋而已。再往前推几年，尚未上井冈山的北大的图书管理员月薪才不过8块银元。

斯诺回忆道，房租花不了多少钱，差不多花个一块多钱就能在高档餐厅吃一顿大餐，斯诺还雇佣了一名厨师和一个佣人。出门坐车也很便宜。甚至高档西装的价格都只有美国的一半不到。外国人通常穿着精致的西装，带着自己漂亮的白俄情妇穿梭在跑马场、网球场、赌场、歌厅和高档餐厅。

那时候典型的驻上海外国机构的老外一天的生活大概是这样的，大部分事情交给他们的中国助手去做，老外一天上不了几个小时班，中午吃个饭都要吃两三个小时，下午再上一两个小时班就可以去游泳或者打网球了，然后再喝一杯，然后佣人帮他们穿上精致的晚礼服，外出参加一个又一个点舞会和派对。老外到大部分的餐厅和商店，出示一张名片就可以轻松赊账消费。

来华早期的斯诺还干过一段时间“旅游博主”，他在报纸上写文章介绍中国铁路沿线的风景名胜，引起了交通部长孙科（孙中山之子）的注意，他积极的给斯诺提供了很多帮助，安排了一个美国留学回来的吴姓中国官员，陪同斯诺一起坐着头等舱在中国整整乘火车游历了4个月。他去过北京、南京、哈尔滨、杭州、广州、济南、扬州、沈阳、天津等城市，爬过泰山，游过西湖，去过孔庙。甚至一路还去过朝鲜，西边到过绥远。

对于一个刚毕业没多久的美国人来说，这样的生活不能再更爽了，他能很轻易的接触到张学良、孙科这样的中国顶级军政要人，拿着优厚的薪水，还能以最好的条件到处旅游。

然而这舒适的旅行却和中国人民的极端困苦形成了极度的反差，正是绥远之行，让斯诺沿途看到大量食不果腹的中国农民，还有被随意卖做妓女的中国妇女。同时他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和他同行的吴姓铁路官员对于铁路技术一窍不通，他通过关系得到这个职位，每到一地，各地的官员争相用鱼翅巴结他，同时会为他每晚安排几名妓女供他挑选。而1928年-1929年的旅行中，在内蒙古的萨拉齐，残酷的死亡之相让斯诺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惨状。明目张胆的腐败与国民政府对人道主义的障碍让他颠覆了以往对当时中国执政者的认知。

同时，在游历过程中斯诺开始发现，中国正面对来自日本的越演愈烈的侵略威胁之下。作为人类本能的同情心在斯诺心底被不断埋藏并放大。斯诺在报纸上呼吁，要求美国撤销在华的治外法权，同时提醒日本在华扶持代理人战争的可能性。

尤其是，在上海期间斯诺认识了鲁迅，对他影响很大。和鲁迅的频繁接触使得斯诺的思想偏向于左倾。此后，斯诺写了很多同情中国人民的报道，比如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赶到东北做的系列报道。

但还没等斯诺到前线，战争就已经结束了，日本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整个东北，他看到了少数抵抗的爱国东北将士的尸体，有的已经被野狼啃食。他采访到了沈阳新上任的地方官员，并写了很多报道。

很快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进攻上海，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抗战，斯诺又到前线采访，向全世界控诉日本人的侵略行径。在日军轰炸后，斯诺从燃烧的废墟里救出了一个小姑娘，帮助疏散上海北站的货物，为了采访蔡廷锴将军，斯诺在夜路中走了三小时、两次被捕，帽子还被中国狙击手打了个洞。斯诺的报道是冒着生命危险写就的。

1932年斯诺移居北京，继续给几份美国报纸担任特约记者，并在之后在燕京大学一边教新闻一边学习中文，他后来的中文水平比大部分老外都要好。斯诺的学生有萧乾、黄华等人，此后也都风生水起。

斯诺回忆道，布置他在北京的整个住宅的全部费用约为一百美元，约合四百到五百大洋。每月生活费大约为五十美元--“我们过得像王侯一般。每月八十块大洋的伙食费，大约是二十美元，包括正式请客的费用在内。因为外汇率变了，我们的花费更少。房租十五个美元，两位仆人每月八美元，中文教员五美元。”斯诺回忆道。

▲斯诺和妻子海伦

斯诺此时经常给美国各种报刊杂志投稿，稿费相当丰厚，例如他在《先驱论坛报》发表的一篇2500字的文章就拿到了150美元的稿费，相当于六七百大洋。有一天，斯诺突然收到《星期六晚邮报》寄来的750美元的稿费，相当于4000多大洋，这笔钱足以让他和太太在北京过一年多的豪华生活，这让斯诺激动不已，因为《星期六晚邮报》是当时世界上稿费最高的媒体，此后斯诺和这个媒体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某种程度上晚邮报成为了斯诺在华活动很长一段时间的实际赞助者。斯诺为《星期六晚邮报》撰稿达十余年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该杂志的战地记者，允许他宽裕的去全球旅行，他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据估算，1940年至1950年间晚邮报大约付给斯诺二十五万美元。依靠丰厚的稿费，斯诺成为了那个年代撰写远东新闻的权威记者。

有了丰厚的收入做支持，斯诺此时可以更自由的旅行和写作，他梦想写一点可以青史留名的深度著作，他开始尝试出书。但是前几本书并不成功，他的第一本书《远东前线》卖得并不好，只收到几百美金的版税。第二本书《云彩之南》也算不上很成功。

作为一个记者，你能采访到什么样的人物是江湖地位的直接代表。斯诺供职《密勒氏评论报》的时候，他是倾向蒋介石的，《斯诺传》的作者汉密尔顿说斯诺在1929年前后，曾相信中国的未来美好是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因此，他几次试图采访到蒋介石，但被蒋介石的新闻公关团队拒绝。事后斯诺才知道，蒋介石本人从未收到过斯诺的采访请求，这些请求在他手下的官员那边被直接挡掉了。

斯诺要到去陕北采访蒋介石的竞争对手，另外一个“创业”中的神秘团队。此时的红军大约有4万人，在陕北被40万名国民党军队严密包围监视着，极少有人能够进入红区核心区域见到这些传说中的人物。

由于得到了宋庆龄的帮助，斯诺拿到了中国共产党方面的介绍信，从上海出发，一路由中国共产党情报保卫系统的人员照应，刘鼎和邓发则亲自护送斯诺以及同行的马海德医生直至延安（当时还叫肤施），骡夫帮斯诺运着—铺盖卷、一点吃的、两架照相机和二十四卷胶片。他们向安塞县进发，在红军通讯部队一班人护送下，又一路安全到达中国共产党临时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当时专门召开了“欢迎国际友人大会”，表示对埃德加·斯诺、马海德的热情欢迎。

不久之后斯诺就被带去在安塞见到了周恩来，简单交流之后周恩来立马判断出了这名美国记者的价值。实际上，长期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早就对这名美国记者的底细了如指掌。

在安排采访的时候，安排那些在价值观上同情自己的记者采访，是一个常见的策略，因为他们的报道通常会本能性的倾向对自己有利的一方，而对这些记者开放更多的采访资源，通常会产生更有利于己方的新闻报道，从而在舆论中极大的赢得同情。

▲斯诺陕北采访途中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对斯诺说，“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和红军高层的首次接触给了斯诺极大的好感，对于一个新闻记者来说，可以自由地采访是极大的职业便利。

此时正值陕北红军最困难的时刻，他们被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包围压缩在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物资匮乏，与外界沟通困难。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充斥着各种关于红军的谣言和谎言，红军急需在舆论上取得更大范围的同情。斯诺这样一个外国记者的到来恰到好处。

周恩来拿起纸张，盘腿坐在一张小炕桌前，为斯诺写了一份为期92天的采访行程安排，这是一个足以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舆论计划。

此后，斯诺骑着马来到毛泽东的驻地保安，他在这边数次和时年44岁的毛泽东进行彻夜长谈，他还见到了贺龙、林彪、朱德等红军将领，和农民交流，与工人交谈。毛泽东承诺，不会对斯诺的报道进行任何干预和审查，这进一步加强了斯诺对红军的好感。

▲这张毛泽东的照片，是斯诺在1936年拍摄的，当时毛泽东戴的正是斯诺的八角帽，这张照片也成为斯诺一生中最经典的摄影作品

这些山沟沟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朴素生活，和斯诺在上海和南京时见到的国民党官员的腐败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斯诺回忆道，他们的生活与普通士兵并没有太大区别，在陕北苏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趋向于平等，人们之间互称“同志”。这让见惯了贫富差距社会的斯诺，第一次亲身来到一个近乎乌托邦的社会。

他把自己在陕北的见闻像游记一样如实地记录下来，同时加入了自己对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高层的采访，也加入了自己在中国这么多年的观察和见解。

《红星照耀中国》的英文版在西方一经出版，马上引起轰动，这本书不断加印，不停再版，并被翻译成了20几种语言，同时在上海出版中文版。

这本书的走红有独特的时代背景。在上世纪30年代，正是法西斯主义在全世界大肆扩张的年代，包括美国和欧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所有抵抗德意日法西斯侵略的力量，当时都很容易在欧美社会赢得同情。对于美国人来说，有中国人能够拖住日本法西斯的步伐，对于美国的外交是有实实在在的利益的。而当时正是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策略的高峰期，《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后，让国际舆论看到中国还有力量在认真准备抗日。

这本书实际上写出了国际和国内都蕴藏已久的一种思想，就是中国人应该马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斯诺从陕北返回的初期就爆发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开始形成，斯诺的书出版的时机恰逢其时。

斯诺在书中将陕北苏区描述成一个人与人之间互相平等，拥有一定的民主，农民也可以充分参与政治的世界，同时他们坚定的想要抗日和改变自己的国家，这些在当时的美国舆论看来是相当值得同情的。

历史学家费正清先生评价说，《红星照耀中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不仅是一份历史记录，而且阐明了时代的发展趋势。美国学者休梅克评论说：“《红星照耀中国》是一本题目正确、内容正确、出版时间也正确的书。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自美国的军火和贷款援助开始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国，但是斯诺一直在美国的核心决策层呼吁，不能只把援助给腐败无能的蒋介石政权，而应该援助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其他抗日军队。

《红星照耀中国》的出版让蒋介石大为光火，蒋介石开始严格限制国外记者前往延安采访，不过蒋介石的限制却意外使得外国记者没有机会前往延安了解当时正在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使得国际舆论对延安的观感“恰好”停留在了整风运动以前。

在二战爆发后，斯诺到达人生的巅峰，他能轻易见到这个世界上最有权势的少数那些人，他的报道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亚洲都有巨大影响力，他是许多美国官员和机构的座上宾。人们经常排着长队来听他的演讲，电台也经常邀请他去做节目。在斯诺长期合作的《星期六晚邮报》的一项读者调查中，斯诺的受欢迎程度在所有记者编辑中名列第一名。

斯诺此时的经济收入也颇丰，他的一场演讲收入高达750美元，几本畅销书的版税也相当可观，同时他给一些长期合作的美国报刊杂志写稿的稿酬也相当不菲。

有一次去沙特采访，斯诺被邀请去沙特国王家用餐，走的时候他获赠一块大金表，一把镶有宝石的宝剑和一身高档阿拉伯长袍。

到1945年，斯诺直接被国民党禁止入境，蒋介石政府怀疑斯诺是共产国际的人。此后，斯诺被迫离开中国，到亚洲其他国家和欧洲去采访。斯诺此后出版过《为亚洲而战》和《人民在我们这一边》两本畅销书，同样获得极大成功。

斯诺出的几本书极大提升了斯诺的政治地位，罗斯福总统专程接见了他。罗斯福总统在办公室和出差路上经常阅读斯诺的书，用来了解远东局势，同时他也经常向斯诺请教他对远东的看法。

不过斯诺想寻求新的挑战，此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斯诺马上前往欧洲，他在德国投降第二天采访到了沦为战犯的纳粹二号人物戈林。斯诺用威士忌酒贿赂沿途的苏联哨兵，第一个进入到了维也纳，他将苏联士兵粗暴的对待奥地利人，并在苏联占领区大肆搜刮劫掠当地人民的行为如实的写了出来，这与美军占领区的宁静形成鲜明对比，斯诺的报道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尽管在思想上被认为大部分时候都是左倾的，但是斯诺并没有要加入美国共产党的想法，因为加入后会让他失去新闻采访当中的独立性。斯诺也写过一些批评苏联和美国共产党的文章，所以他与苏联和美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十分微妙。

冷战爆发后，斯诺在美国的日子开始急转直下，他进入到人生的最低谷。

此时美国开始盛行麦卡锡主义，斯诺本人以及斯诺周围的朋友都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等机构的连番调查，这使得斯诺苦不堪言。在那个年代，以麦卡锡为代表的一批美国议员，可以随意以莫须有的罪名，控告他们怀疑的人和苏联或者中国的共产党保持来往，被控诉的人包括媒体记者、科学家、政府官员等，工作与生活往往都会受到极大打击。而被认为是左派记者代表，思想上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斯诺，自然是重点怀疑对象。

▲老年斯诺

这场美国式狂热的大清洗中，连合作了十几年之久的《星期六晚邮报》也不再能给斯诺提供庇护，到50年代初期，斯诺连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篇文章都很费劲了，他的书也不再畅销。除了新闻报道，斯诺还创作了一些小说，但是都反响平平。

此后，斯诺被迫全家移居瑞士，他在这里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他们第一个寓所在日内瓦湖边;又在法国哲学家亨利·伯格森建造的山上别墅住了一年，在同一村庄圣塞尔格租过一所大而老的房子。1965年斯诺又住进了星昂靠近儿童学校的一所公寓里。1968年，斯诺在瑞士最终买了一所他们自己的寓所，在艾森斯村外，这是一所老农舍，他们加以修复。斯诺曾经和妻子无数次憧憬回到美国去落叶归根，但是当时的环境并不允许。

此时经济情况窘迫的斯诺想到重回中国采访，当年他在陕北山沟沟里面打交道的中国共产党元老们，此时已经是位高权重的开国元勋，以一个老朋友的身份，他申请回中国采访。斯诺坚持自己掏钱独立完成这趟前往中国的采访，以保持采访的客观独立性。

经过申请，1960年斯诺获批重新来到中国采访，在那个年代，能够到中国来深度采访的西方记者少之又少。他去了22个省当中的14个。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他参观了几十家工厂，医院、学校、人民公社、水坝、蓄水池、煤矿等，他采访的对象包括高级官员、军人、医生、教师、农民、僧侣、工人、囚犯、学生、知识分子、作家、园林管理员等。斯诺经常直接用中文和他们交谈。

▲斯诺故地重游

这次采访的花销不菲，斯诺回忆道，他在北京住的新侨饭店一天的费用高达10美金，他还要自己支付往返机票的费用。斯诺曾经考虑过将他过去摄的影片卖给中国人作为他来中国的旅费，当然，他最后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在1960年他访华时，他将这部影片送给中国革命博物馆，而中国方面坚持要付给他钱，在他离开昆明上飞机前，他将一包用报纸包的东西送给中国官员，里面包的是钱，他说明是退还给革命博物馆的。

▲1960年毛主席在中南海给斯诺签名

这个细节说明斯诺在努力保持其新闻报道的独立客观性，因为一旦和自己的采访对象在经济利益上深度绑定，要想保持客观就很难了。

虽然毛泽东和周恩来指示斯诺可以在中国各地自由的去看看，但是下面的官员因为担心外国记者看到当地做的不好的地方，因此通常都会安排他去参观那些搞的比较好的地方，但是作为中国通的斯诺，还是如实的记录了许多他看到的情况，例如他在上海发现许多儿童的牙齿很黑，官员忙说是因为小孩吃了太多的糖，斯诺敏锐的发现他们恰恰是因为缺少足够的食物而牙齿发黑的。虽然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一向不错，但是斯诺也写过一些批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例如他质疑过大跃进的真实数据。

斯诺回忆道，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下，每次采访时会有一名中国官员或者翻译员在旁边陪同，因此斯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相信没有人可能会把他们灵魂深处完全暴露出来”。例如在采访末代皇帝溥仪时，斯诺问他是否支持社会主义，“对，绝对支持，社会主义就是好。”溥仪回答道。

此时斯诺发现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普及简体字，这和他之前学习的繁体字差别比较大，许多字他已经不认识了，然后他又没有时间重新学习，因此不得不借助翻译的帮助。他需要有一个通行证才能离开北京，上面详细写着他被批准去的城市，时间、地点和有效范围，不管他去到任何地方，都会有一个中国国际旅行社的向导或者其他官员陪同他一起。

此时的斯诺，手上握着关于中国的50万字的文字材料，4000英尺的电影胶片和50个柯达彩色反转胶片，《纽约时报》主编索尔兹伯里曾恭维斯诺“中国（新闻）实际上已经成为你的垄断专利品了”，在整个西方媒体界，当时斯诺可能是唯一可以采访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高层的人。

▲《红星照耀中国》美国版本

斯诺的这一垄断特权从经济价值上来说应该是非常值钱的，例如《生活》杂志曾经花1000美元买下了他41张照片的使用权。《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日本《朝日新闻》等媒体也都曾经想花高价购买斯诺的新闻报道和摄影作品。

然而斯诺却小心翼翼地处理着他和西方媒体的关系。斯诺拒绝了《新闻周刊》要买他摄下的有关毛的影片中的一个镜头作封面用。因为对这个镜头如何写标题称谓，周刊不给斯诺审核权。《华盛顿邮报》曾经把斯诺采访毛关于越南战争的谈话曲解并大加兜售，斯诺决定不在美国报刊发表任何关于周恩来的谈话，只要求“这篇谈话的形式完整无缺”，要知道那时候的斯诺没有了固定收入，体会到了“没有退休金的生活”，斯诺依然坚持着自己在新闻上的某些底线。

1970年12月，斯诺对毛泽东展开了5个小时的采访。在这次采访当中，毛很坦诚地回答了关于文革、个人崇拜、中美关系等尖锐问题，毛并没有掩饰中国当时存在的诸多问题。

毛泽东在这次采访中预测，中美两国迟早会建交的，“中美两国难道就100年不建交啊？中国又没有占领你们美国那个Long Island（指长岛）。”在采访中，毛还不时秀几句自己刚学会的英文。

此时正是中美两国都互相需要的年代，美国在越战的泥潭下元气大伤，对苏冷战压力很大，而中国也在和苏联的对抗下承受了巨大压力。在这次采访后不久，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启了著名的乒乓外交。

▲埃德加·斯诺之墓

1972年2月，就在尼克松访华前一周，斯诺在瑞士因癌症去世。在他去世前，中国曾经派遣了一支医疗队专程到瑞士日内瓦试图为他提供医疗帮助。病重期间，斯诺留下遗嘱：“我爱中国，我愿在死后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活着时那样……”遵照斯诺的遗嘱，经中国政府同意，1973年10月19日，斯诺一部分骨灰的安葬仪式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举行。墓基座为长方形未经雕磨的青色岩石，上边横卧汉白玉墓碑一方，临时用黑色胶纸贴着楷书：“中国人民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碑前放着毛泽东送的花圈，缎带上写着：“献给埃德加·斯诺先生”，宋庆龄、朱德、周恩来也送了花圈。安葬仪式的规格极高，周恩来、李富春、郭沫若、邓颖超、廖承志、康克清以及北大师生代表参加了安葬仪式。斯诺的另外一部分骨灰安葬在美国赫德森河畔一位朋友家的花园中。

结束语：

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曾经和南京大学新闻系的老师一起到陕北斯诺曾经去过地方实地采访，走在当时还很穷困、落后的陕北山沟沟里面，当时我看到斯诺在30年代写的《西行漫记》，不免对于这个100多年前出生的美国记者产生了浓厚兴趣。

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甚至相当危险的情况下，一个家境优渥的美国人，是什么支撑到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在他去陕北采访的时候，中国还是各种传染病横行的年代，斯诺光是疫苗都要打好几种，还随时可能被红军或者白军、土匪误伤。

然而一个优秀的记者，就是要像斯诺一样到一线去，靠自己的双腿和双眼如实记录下他看到的事情，同时不受任何政治力量和经济利益的左右，坚持自己客观公正的立场。

记者这个角色在中国登上主流舞台也就是近100年才出现的事情。它承担着真实记录世界的职责，这是一份极其辛苦的工作。我曾经看过美国一家机构针对各职业的平均寿命做的调查，新闻记者可能是平均寿命最短的职业之一，因为他们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同时不辞辛劳到世界各地去采访，就算是一个选题获得巨大成功，很快又要投入寻找下一个更好的选题的焦虑之中……斯诺正是这个坎坷一生的职业的典型代表。

然而斯诺的一生却完全称得上精彩，他依靠自己扎实的采访报道在世界各地广泛赢得了尊重，他打交道的对象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罗斯福、甘地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也享受到一线去和工人、农民、士兵亲自交谈的乐趣，他的书籍影响了好几代人，一直到今天依然畅销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