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右美国大选的关键阶层，究竟想要什么？

文/乔治·帕克

美国记者、剧作家，《大西洋月刊》杂志特约撰稿人

美国两党的忠实成员们总是期盼着一场终极胜利。每次选举都会激发他们对实现政治重组（realignment）的期待——通过整合政策议题、选民人口结构与候选人性格等多方因素，确保某一党牢牢地抓住权力。在我有生之年，民主党、共和党至少出现过五次由某党获得“看似持久多数”议席的周而复始的时刻。

1964年，林登·约翰逊总统以压倒性优势战胜了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似乎验证了二战后美国自由派的共识，令共和党显得无足轻重——直到四年后，理查德·尼克松以微弱优势胜选，预示着“新一代共和党多数派”（这是他的顾问凯文·菲利普斯一本书的标题）崛起，他们是由“阳光带”（大致包括北纬36度线以南的美国南部各州，观察者网译注）的郊区白人选民组成。

1976年，吉米·卡特的胜选要归功于主打跨族裔政治的“卡特联盟”，但事实证明，这个联盟的存在要比他本人的任期更短暂。随着罗纳德·里根的上台，美国保守派的多数党优势似乎已成定局。共和党人赢得2002年的中期选举后，小布什的幕僚卡尔·罗夫（Karl Rove）提出了“本党的多数党优势将持续一到两代人”的看法。

也正是在那段时期，作家约翰·朱迪斯（John B。 Judis）和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ra）出版了《崛起的民主党多数派》（The Emerging Democratic Majority）一书，并预测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单身女性、年轻选民以及即将出现的少数族裔多数政治将为民主党带来持续数十年的选举优势。他们的论点很快在巴拉克·奥巴马身上得到应验。然而，唐纳德·特朗普和白人工薪阶层的报复却接踵而至，后者作为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拒绝从美国政治的舞台上谢幕。

对于期待实现政治重组的人来说，过去数十年的美国选举历史并不友好。两党正在玩一场自美国建国以来最漫长的“锄大地”纸牌游戏。即使参议院和选举人团制度的结构性扭曲对共和党有利，美国人民依然陷入严重分裂。论普选总得票数，民主党人在过去8次总统大选中的7次获胜；但美国众议院议员的选举中，两党在赢得更多全国票数方面可谓是平分秋色。面对僵局，如今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沉溺于一种奇特的思维方式。双方都不相信对方的合法性，都假设选民也同意本党的观点，且他们很快就会将本党推上执政的位置。

于是，每一次选举的结果都让输家倍感震惊，他们试图给出与大众民意无关的解释：外国干预、选票造假、虚假消息的病毒式传播、关于选举舞弊的广为流传的阴谋论等等。共和党试图通过反民主的方式掌握权力：他们紧盯选举人团制度，政治“拉布”（filibuster），搞荒诞的选区重划立法，甚至鼓吹暴力。民主党则计划靠打人口牌获得多数地位，瞄准了一系列追求身份认同的群体，并假设这些人对诸多议题的看法是一成不变的。后者是一种误判，前者则是对美国民主的威胁。

而共同点在于，两者都试图摆脱一种漫长、艰苦且有组织的说服工作，如此便是美国政治的现状。

这个陷入僵局的时代还有两个令人震惊的特点。第一，美国两党的选民基本盘发生了颠覆性变化。当今美国选举的标志是基于所谓“教育极化”的阶级分化：2020年大选，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大多给乔·拜登投票，这些人曾经是旧共和党基本盘的中坚力量。特朗普尽管输了，却赢得白人工薪阶层的选票，以及非白人族裔中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支持，而这些人曾经是最稳固的民主党基本盘。

与此同时，在政治舞台上，文化与社会议题的重要性盖过了经济议题——尽管美国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个人收入还是死亡率都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基于不同阶级的分化越来越严重。

这两种趋势显然是相互关联的，而且由来已久。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近年来，美国两党背后的智囊与金主都支持某种版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一种是强硬的、亲石油产业等对大企业友好的经济学，另一种则是更温和的、亲金融与科技产业的经济学。这种共识为文化战争提供了战场。

长期以来，民主党的领导者、那些受过高教的专业人士更加关心种族、性别与环保议题，而不太关心工会、工人薪资与企业垄断。2020年的夏天，数百万美国年轻人从封城状态中走上街头抗议，不是因为他们在乎新冠肆虐的肉联厂中肉类包装工人的困境。他们是被一起警察杀人事件所激怒，呼吁发动一场“种族清算”——可是到最后，这场自发革命并未对美国的穷人与受压迫者的生计带来多少改变。

自从尼克松提出“沉默的大多数”概念以来，共和党人长期使用着为工薪阶层代言的传统话语。特朗普抛弃了“减税”、“去监管”等曾经听起来高大上、非常对共和党基本盘胃口的口号。他针对的受众是一群关注犯罪率、移民问题，以及“什么能代表美国人”等议题的选民。近年来，共和党的参选人转向了反对“觉醒主义”（anti-“woke”）的话语。民主党人放弃了替工薪阶层代言发声的角色，也失去了许多蓝领工人的选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民主、共和两党的选民基本盘几乎出现了对调。

这种政治版图的重塑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量新出版的书籍从政治角度关注那些被忽视的美国人：他们来自各个族裔，缺少大学文凭，许多人从事按小时付费的工作——比如工厂工人、居家护理、快递司机、幼儿园老师、理发师、餐厅服务员、农场劳工与收银员等。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被称作“必要服务工作者”。

现在两党意识到，这群人是他们在2024年掌握权力的关键，于是开始期待实现新一轮的政治重组，将目标放在争取这些工薪阶层的支持上。然而，除非两党停止浪费时间琢磨他们自认为工薪阶层想听的话，并把精力用到真正提供对方期待且急需的东西上，否则，这些美国工薪阶层将不会从自己作为关键选民的新地位中获得任何好处。

《我们曾拥有光明的未来：关于美国梦的故事》（Ours Was the Shining Future）一书对美国工薪阶层在经济层面的衰败与政治层面的迁徙做了最有力的阐述，作者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莱恩哈特（David Leonhardt）。他描述了自罗斯福新政至今，被他称作“民主资本主义”的潮起潮落——这并不是一个中性词，而是肯定了一种造福大多数而非极少数人的混合经济。如今，托马斯·皮凯蒂、加里·格斯特勒、拉杰·切蒂等学者的著作中，对美国不平等程度愈演愈烈、社会阶层流动性停滞的探讨已经是耳熟能详。

而莱恩哈特的天赋是擅长用直白的语言、令人信服的论据来整合复杂趋势与数据，他在论述过程中保持了理智，但仍然难掩义愤。他重视讲好故事的力量，并将一系列不知名但意义深远的事件和人物嵌入一套宏大叙事中：比如，1934年的明尼阿波利斯煤矿罢工体现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的政治潜力；上世纪中期活跃的商人保罗·霍夫曼（Paul Hoffman）如何说服其他资本家，他们都会从工人阶级的成功中受益。计算机编程的先驱、海军军官格蕾丝·霍珀（Grace Hopper）如何发现军事预算给科研工作带来经济效益。

一种能让大多数人有机会过上体面生活的经济模式不会偶然出现，也不会通过非人化的力量产生。它必须是被人为创造出来的，而莱恩哈特归纳了三种因素：政治行动，如组织工会，向穷人赋予权力；强调限制富人贪婪的社会价值观；以及对人才、基建与一种观念的公共投资——“短期的牺牲是对未来的乐观下注”。

二战结束后的数十年里，权力、文化与投资的结合彻底改造了美国的工人阶级，令他们成为人类历史上一度人数最庞大、最富有的中产阶级。尽管美国黑人遭受着来自官方的歧视与种族暴力，但他们却在薪酬和人均预期寿命方面缩小了同美国白人的差距。

莱恩哈特认为，这种进步“更多反映了基于阶级的变化，而非明显的种族因素变化。”换句话说，是工人组建工会的权利、联邦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与范围扩大、为优质学校提供资金的累进税制等一系列因素削减了美国经济上的不平等，进而减少种族间的不平等。

然而，上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日益失衡。美国人的生活开始出现分层。财富向上流动，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工会活动日益萎缩，对学校等公共产品的投资日渐匮乏。精英们急于套现，连曾经约束最极端贪婪行为的禁忌都被抛到一边。大都会欣欣向荣，工业城镇却日渐破败。虽然吉姆·克罗法（1876年至1965年美国南方各州实施的种族隔离法律，观察者网译注）得以终结，美国黑人中的职业阶层在逐步发展壮大，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又开始拉大，美国前10%的富人同余下人口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

这一经济分析背后的政治观点会令许多进步主义人士不高兴。莱恩哈特将美国梦的衰落归咎于它的源头：相信自由市场的知识分子，右翼政客与大公司的资金。但他也指出了美国工会领袖的短视与自满，甚至还包括受过高教、生活舒适的民主党人在价值观与利益方面的改变。

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民主党人不再关注最基本的民生与吃饭问题，而是追求更具吸引力的议题：比如环境、和平、消费者保护、堕胎以及身份政治群体的权益问题。美国劳工运动不再关注社会正义，进步主义政客也对工人阶级失去了兴趣。不管是乔治·米尼（George Meany，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创始人）还是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1972年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都没有再弹新政的旧调。60年代之后，“美国再也不存在一个致力于提升广大美国人生活水平的大众运动。”

为什么白人工薪阶层会抛弃曾经代表他们的政党？莱恩哈特写道：“按照进步主义者的标准叙事，这一政治转变的原因是种族。”种族因素当然十分重要，莱恩哈特承认民主党人在60年代拥抱黑人解放运动，以及随后引发的白人反弹（共和党通过“南方战略”利用了这一趋势）和持久的种族主义影响，都是主要原因。

然而，进步主义的叙事有三点不足：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吹嘘与自我开脱；在政治上也是弄巧成拙（用种族主义指责美国的选民，就算对一部分人来说是适当的，也并不是一种有效的说服手段）；这种叙事也无法解释许多新近的政治趋势。

比如，自《民权法案》通过后数十年来，几乎全部是白人的西弗吉尼亚州依然支持民主党，直到2000年之后才被彻底翻红。据某项统计，2016年给特朗普投票的白人工薪阶层选民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在几年前还给奥巴马投过票。如今，受过高教与非高教的白人选民间存在尖锐的政治极化与对立，体现了阶级因素的关键影响。既然如此，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一位极度偏执的前总统在寻求第二任期的同时，得到了越来越多黑人与拉丁裔选民的支持？

莱恩哈特的观点更加微妙，他认为，根源在于美国的工薪阶层在文化与经济层面日益疏远民主党。这样一个政党正越来越被精英与政治活动人士主导，那些人并不关心最伤害美国较贫穷阶层的议题，尤其是犯罪、贸易和移民问题。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是一次转折点，大量美国人开始相信，这个国家的精英阶层正在玩一场肮脏的游戏，不惜牺牲其他美国人的利益。

2008年秋天，我在俄亥俄州阿巴拉契亚山区一个破落的煤矿小镇报道总统大选。令我惊讶的是，当地的白人居民十分支持奥巴马，他在那个选区的最终得票要比约翰·克里更好。但在当地的一次聚会上，一位年长的白人居民亲口告诉我，民主、共和两党都没有为挽救他正在衰亡的小镇做过任何事，他不会再给民主党投票，理由只有一个：非法移民。我耐心地听着，却对这种抱怨感到不以为然——在俄亥俄州的格洛斯特（Glouster），我没有看见任何非法移民的踪影。为什么他如此在意这个问题呢？

莱恩哈特提供了答案。他在书中做了详尽的分析：尽管自由派政客依然抱怨当中存在种种限制，但1965年颁布的《移民与国籍法》为美国大规模引进移民开放了大门。移民导致了拉低平均工资的压力，特别是对美国经济各阶层中较底层的群体来说。当然，基于种族的怨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对大规模引进移民的敌意，但莱恩哈特的分析表明，快速的人口结构变迁将侵蚀维系社会的纽带，尤其是那些有助于通过集体努力实现更大程度平等的纽带：“20世纪中期进入美国的移民人数较少，这有助于在当时为每个人建立更稳固的安全网，改善新移民的生活。”

正如2022年中期选举提醒民主党人那样，美国各族裔工薪阶层对移民问题的看法远不如美国大学生来得积极。我居住在一座非常进步主义的美国城市，这里的市长出身自一个黑人工薪阶层家庭。他最近警告，超过10万移民的到来将会“摧毁纽约”。这语气听起来非常像那名俄亥俄州白人工薪阶层出身的前民主党人。

这些立场反映了不同阶级在道德观层面的差异。基于社会科学研究，莱恩哈特区分了两种价值观，一种是公平、同情心等受过高教的专业人士更关心的“普适”价值；一种是秩序、注重传统、忠诚等“公共”价值，更受到那些处于阶级金字塔底部的群体重视。不应感到意外的是，美国有色族裔的工薪阶层也许同情移民，但他们并不一定支持开放边境。他们对犯罪率的担心与对警察暴力执法的恐惧一样高。

但美国的进步主义者却对这些人的看法困惑不已。进步主义人士以一种接近形而上学的群体身份视角来看待种种议题——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是在族裔、性别与性取向所划设的边界线以内进行思考，而这些偶然的、不可改变的特征决定了美国的政治。

2008年以后，在经济震荡与幻灭感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美国年轻人从这种世界观中找到了意义。熟练使用互联网、新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年轻人广泛地接受进步主义，令后者产生了不成比例的文化影响力，迅速在大学、中小学校、媒体、艺术与慈善行业等领域兴盛起来。然而，它的信徒却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为共和党送上轻而易举的胜利，疏远了普通的民主党支持者。

美国依然是一个非常多元化、个人主义盛行且充满抱负的国家，如今混合婚姻、跨族裔混居与来自世界各地移民的占比越来越高。任何僵化的身份政治——不管是左翼势力对“边缘社区”的沉迷，还是他们更邪恶对立面的那些基于“白人替代理论”的反动偏执——都注定会在美国生活的现实面前碰的支离破碎。

自从里根时期到奥巴马时期盛行的新自由主义共识消亡后，身份政治成为一个异常活跃的替代品。它将被如何取代？莱恩哈特希望民主党能够吸取教训，不再疏远占全美人口近三分之二的、没有大学文凭的选民。他认为，教育可以扮演促进社会向上流动性的力量，但美国当前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为精英阶层提供了根深蒂固的优势，在基层的投资却严重不足，这创造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贵族阶层”。

莱恩哈特建议，应重新强调经济民粹主义，在平权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立场，仅限对其它争议性社会议题做出合理的妥协，并在全社会强调普遍的相互尊重。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同样遭到刺杀的小肯尼迪（Robert Francis Kennedy），后者在1968年的总统选举中最后一次试图团结不同肤色的美国工薪阶层。

约翰·朱迪斯和鲁伊·特谢拉的《民主党人都去哪里了？极端时代的政党之魂》一书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尽管比较缺少历史深度、提供了更多图表与反面论证。二十年来，朱迪斯和特谢拉始终在解释他们早先著作中的论点，就算书名中提到的“民主党多数派”始终未能出现。现在，他们终于诊断出问题在哪里：“过去十年开始发生的事情，简单来说，就是工薪阶层选民（对民主党）的叛逃。我们真的未能预料到这一点。”

如莱恩哈特一样，两位作者呼吁民主党人接受罗斯福新政式的“经济自由主义”（但不是“绿色新政”式的社会主义），并拒绝“当今这种后1960年代版本的社会自由主义，或者说文化激进主义”。在一系列用词尖锐的章节中，朱迪斯和特谢拉揭露了过去二十年来，由政治活动人士、捐赠者与记者组成的民主党“影子政党”在移民、种族、性别与气候问题上走到了多么“左”的地步。

两位作者希望民主党重返上世纪90年代的文化中间主义立场。与大多数202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呼吁不同，他们希望能加强对美国南部边境的管控，加强有关禁止雇佣非法移民的执法力度，进一步帮助那些已来美国的非法移民获得公民身份。他们的研究表明，诸如此类的中间政策——通过扩大个人机会，而不是追求特定族群的结果公平；通过支持跨性别美国人享受平等的权利，而不是主打一种全盘否认生理性别的意识形态——来促进种族平等，依然得到绝大多数美国人的认同，包括那些白人以外的族裔。朱迪斯与特谢拉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观点则较缺少说服力：虽然他们提出的渐进主义主张可能在政治上有助于民主党，但美国和全世界依然将面对极端天气带来的后果，那些后果不受这种政治信息的影响。

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的《反叛者》一书节奏明快、冷静且充满希望，该书提出，美国民主党已经开始经历复兴。与莱恩哈特、朱迪斯与特谢拉一样，格林将民主党与美国工薪阶层隔阂的源头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他的叙事始于1978年，当时吉米·卡特为了迎合华尔街而选择抛弃工会。这个叙事在2008年达到高潮，金融危机摧毁了房价与退休金储蓄，纳税人的钱被用来拯救银行那些始作俑者。这令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的体制被金融家与政客所操纵。由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选择——也是民主党人对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次反扑——大部分责任都落到了这个曾经代表大众的政党肩上。

然而，一批民主党新星从废墟之中崛起，他们的主张听起来就像当年引领罗斯福新政的前辈，其中许多人甚至非常激进。这些格林书中的主角将矛头对准大企业精英，希望通过团结工薪阶层的力量与国家干预来提高经济平等。虽然桑德斯和沃伦在总统大选中失败，但格林认为，他们的民粹主义运动改造了民主党，包括曾经的温和派拜登。拜登总统将美国工薪阶层的利益摆在中心位置，并推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议程。

格林是一流的记者，但他的书中却存在一个盲点：忽略了文化在民主党争取工薪阶层支持中的作用。他的分析忽略了一半的事实，直到2016年大选，他才承认特朗普“重新编排了民主党人优先关注的议题。随着特朗普将文化议题推向美国政治冲突的舞台中央，种族、性别与移民问题取代了民粹主义经济学，成为自由派反抗者的关注焦点”。

面对特朗普的偏执，民主党人不得不采取政治活动人士的“最大限度”（maximalist）立场，并假定这种立场会令民主党同“受到特朗普最恶毒抨击的群体”（比如拉丁裔选民）更加靠近。然而，民主党在工薪阶层中流失的选票却开始超出白人选民的范围。格林给出的答案是加码推行经济民粹主义：“与其害怕共和党人发起的文化战争，或者通过极端化惠及所有人的政策来应对文化战争，民主党应该抓住机会，重振该党为各族裔工薪阶层利益服务的形象。”

上述书籍均未能提供一条令民主党获得多数选民支持的、令人信服的捷径。民主党在美国工薪阶层中支持率受到侵蚀的趋势由来已久，已经严重到难以逆转。事实上，共和党民调专家帕特里克·鲁菲尼（Patrick Ruffini）在《人民的党：揭秘重塑共和党的多族裔民粹联盟》一书中设想了即将发生的选民重组，但却是对共和党而言。鲁菲尼忍不住地指出，这样一个联盟不仅仅会重塑共和党，还有可能令共和党成为美国国会中的下一个持久多数党。为此，他简洁地回顾了前述作者均提及的历史，并得出类似的结论：民主党人已经跌入“世界主义陷阱”，并在过程中失去了美国政治的一个关键基本盘。

鲁菲尼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在于，为论证一个支持共和党的跨种族联盟的存在，他对过去几个美国选举周期进行了严密的统计学分析。他给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大多数黑人、拉丁裔和亚裔选民对社会问题的观点是温和的。在此基础上，鲁菲尼认为，民主党人不可能通过将话题转向阶级来赢回失去的支持者。他写道：“民主党人可能会盘算，只要把重心放在经济议题上，就能避免文化议题一点点吃掉他们的基本盘。”

但他们错了。“当选民对经济议题的观点和对社会议题的观点发生冲突时，一个人在社会议题上的立场往往会驱使其投票行为……就算政客们不谈论文化分歧，选民也会根据文化分歧投票。”鲁菲尼没有提供数据来支撑这一观点，但这也是他为拜登等政客出谋划策的核心主张。从政治操作的角度来说，鲁菲尼认为，为了抵挡共和党的攻击，拜登真正需要的是“与文化左翼进行坚决的切割”，正如克林顿在大选期间经历的“索尔贾修女时刻”那样。

虽然鲁菲尼在书中没有花太多时间讨论经济政策，但值得注意的是，一部分知名度较高的共和党人最近也开始意识到，垄断大企业可能是压迫者，正是资本主义撕裂了美国的传统社区。密苏里州议员乔什·霍利（Josh Hawley）和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等其他政客把这种观点限制在批评硅谷的民主党对手上。

但另一部分保守派作家，比如《暴政公司：私人权力如何粉碎美国自由——该如何应对》一书的作者索赫拉布·艾哈迈里（Sohrab Ahmari）也对社会民主的理念持开放态度。鲁菲尼似乎对老一代自由主义者和新一代平等主义者之间的内斗并不感兴趣；奇怪的是，考虑到他基于民粹主义提出的目标，鲁菲尼对有关大公司的批判无动于衷，对于共和党在特朗普的影响下陷入的独裁虚无主义，他也未置可否。

作为一名职业共和党人，鲁菲尼是在小布什总统的任期内形成了世界观和认知。他的思想已经跟不上今天被芬太尼和马特·盖茨（Matt Gaetz，特朗普的坚定盟友，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极端保守派核心人物，观察者网译注）定义的美国。鲁菲尼期待的民粹主义未来是一种大杂烩，包括了文化上保守、“亲资本主义”的家庭与低税收。他提出“基于常识的多数派”包括了没有大学学历的白人与各阶层的非白人群体，因为“教育鸿沟对白人态度的影响要比在非白人中的影响大得多”。这听起来就像是二十年前朱迪斯、特谢拉提出“新兴多数派”的反面。注定将到来的人口变化趋势对美国两党的重组论者都有着巨大吸引力。

鲁菲尼承认，为了吸引足够多的非白人选民来获得多数选票，共和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他坚持认为，如果共和党能抵抗那些基于大学学历的文凭歧视现象，让美国黑人为共和党投票成为能被社会接受的事实，并为历史上曾推行的“南方战略”道歉，那么这个目标就能够在2036年前实现。到那时候，民主党大概已经变成一群由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选民构成的“虔诚的乌合之众”，坚决要求开放边境，满嘴反种族主义的论调。

这些作家都试图解决一个难题：美国有一个政党支持工会，儿童税收抵免和某种形式的全民医保服务；而另一政党则竭尽全力要打败前者。有一位总统通过了重振国内制造业和重建基础设施的关键立法，而他的前任则对富人和大企业减税。可是，自2016年以来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回答“你认为哪一个政党更加关心美国的穷人，中产阶级和‘像我这样的人’”这个问题时，共和党的支持率正在缩小同民主党的差距。近年来，一种全力抵制特朗普的身份政治点燃了美国左翼的能量，成为受过高等教育的进步人士中的“正统”观念，并创造了一系列令人生畏的词汇。不管是出于恐惧、羞愧还是困惑，许多民主党人陷入了沉默。

现在，或许是受到职业人士阶层发起的社会正义运动因过度而失败的鼓舞，以及拜登支持工薪阶层政策的相对成功，他们似乎正在找回自己的声音。朱迪斯和特谢拉援引威斯康星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民调数字证明，美国人在文化议题上的分歧并没有两党那些渴望激化矛盾的活动人士所期望的那么大：“如果你观察全美的选民，抛开文化战争议题不谈，你会意识到两党选民真正的分歧体现在经济议题上。”这些分歧涉及税收、监管、医保和更宏观的不平等问题。民主党的解决方案显而易见：通过向左转强调经济上的分歧；通过向中间靠拢来削弱文化方面的分歧。如果民主党能摆脱华尔街和硅谷政治献金的利益纠葛，以及大学校园和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文化激进主义，也许民主党还能在红州获胜。

我希望莱恩哈特、朱迪斯、特谢拉和格林都是对的。长期以来，我一直持着同样的观点，因此我是这些书和其它提出相似论点的新书的理想读者，比如亚沙·蒙克（Yascha Mounk）的《身份陷阱》（The Identity Trap）、苏珊·尼曼的《左派并不等于“觉醒”》、弗雷德里克·德波尔的《精英如何篡夺社会正义运动》。然而，其中一些人针对民主党所面临的工薪阶层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却让我产生了忧虑和怀疑。在一个社会联系撕裂、民众极度不信任机构（尤其是联邦政府）的时代，我们不能再回到罗斯福新政的那条老路。

如果鲁菲尼是对的，文化战争不会被轻易地抛到一边。用奥巴马那句不幸的总结来描述，“枪支与宗教”代表真正的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对经济议题不满的代名词；保守派政客会操弄它们，但不代表它们并非事实。对数百万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年轻人来说，族裔和性别是比阶级更重要的分类标准。非法移民以合法的方式困扰着艰难谋生的美国人。社会问题并不是被权力欲熏心的政客们生造出来撕裂社会共识的，它们本身就很重要，所以才会显得如此两极分化。

美国的工薪阶层规模庞大，涉及各行各业，并不那么容易被领导。与之前的几代人相比，今天的他们更加原子化，思想更加独立，更容易受到阴谋论和愤世嫉俗观点的影响。虽然工会正重新受到欢迎、越发活跃，但美国只有十分之一的工人参加了工会。美国的工薪阶层被不平等的经济体制抛弃，体制里的富人却可以肆意破坏规则；他们每天都被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所占据的新闻头条“轰炸”，他们在泛滥的毒品中纵欲，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同洛基、诺玛·蕾这种“底层逆袭”的故事共情，或者自视为斯普林斯汀（Springsteen）歌曲中被打败的英雄，而是日益崇拜那些出于私利去追逐权力的名人——没有谁比特朗普更符合这种描述了。

美国的政治精英可能会沉迷于争论经济议题和文化议题谁更重要，但那些手停口停，数十年来在经济上遭到忽视、因极端的文化战争而受害的普通美国人，分不清楚两者的关系。工资、移民、警察、枪支、教师、贸易、油价、国旗的意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通往混乱或体面的根源。真正的问题是：在当前的状态下，美国政治是否还能给生活艰难的美国人带来更大的稳定性和独立性，还是只会引发更多混乱和痛苦？美国的工薪阶层并不是一幅拼图，当你破解它时就会得到奖励——他们也不是实现政治重组或通往长期执政等目标的工具。工薪阶层是占据美国半壁江山的选民群体，让他们过上幸福生活是符合整个国家利益的需要。

（原文于12月11日发布在《大西洋月刊》网站，原标题为：“美国的工薪阶层究竟想要什么？” What Does The Working Class Really Want？）

来源|底线思维

责任编辑：刘德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