邺城肇始——考古揭示埋藏千年的中国都城秘密

中华大地古都众多，是灿烂悠久的历史文明的见证，其中“六朝古都”一般专指南京。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有一座在燕赵大地沉睡了千年的古城遗迹，也堪称“六朝古都”。它就是邺城。

这两个“六朝古都”的都城史，都肇始于三国年间，东吴孙权建石头城，定都建业（今南京）；曹操封魏公、加九锡、建魏国，定国都于邺城。几百年间，邺城与南京遥遥相望，形成一北一南两个政治中心。

只是，邺城的辉煌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它经历了大火焚城，又被洪水吞噬，最终掩埋在黄土之下，成为谜一样的古都。不过，这也让邺城成了“没有被现代城市盖压的古都遗址”。

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联合组建邺城考古队，一代代考古工作者，经过40年的持续勘探与发掘，慢慢揭开邺城的神秘面纱。

在这座城市中，有网络纵横的南北干道，有清晰明了的功能分区，有不偏不倚的中轴对称……城市正中，南北向的大路，串联起城门、宫殿，构成了一条城市中轴线——最早的中国都城中轴线。

邺城的规划、设计、建造，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对后代中国，乃至东亚国家都城的规划都有着深远影响。无论是以中轴线为“灵魂和脊梁”的北京，还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的长安，都能找到邺城的影子。

铜雀台出土的青石螭首

消失的“六朝古都”

1983年初，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秘书的徐光冀接到了一份通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组建邺城考古队，进驻临漳进行考古发掘，由徐光冀出任第一任队长。

那一年，徐光冀48岁，已是考古队伍中的一名“老兵”。1959年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徐光冀就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后隶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考古研究工作已经20多年了。

而今，回想起四十年前接到那份通知时的心情，徐光冀印象最深的是，“我有些犹豫。”

“我一直从事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和青铜文化研究，工作地域主要集中在内蒙古东部和辽宁西部地区，参与发掘了赤峰药王庙、夏家店等文化遗址。”徐光冀回忆，“当时，正是出学术成果的时候。”而邺城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历史知识和考古学方法都要重新学习。

但是“点将”徐光冀担任邺城考古队队长的，是自己的老师、中国考古学界泰斗、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夏鼐。当年夏鼐在北大讲“考古学通论”，徐光冀就是这门课的课代表。徐光冀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协助他做了不少研究工作。夏鼐很相信这个学生的水平和功底。

最打动徐光冀的，是夏鼐的一句话：“邺城是没有被现代城市盖压的古都遗址，是一块宝地，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意义重大。你放心去吧！”

其实，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工作者早就注意到邺城。

民国时期，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考察冀南、豫北历史古迹时，历史学者洪业、顾颉刚等在邺城遗址做过调查。北平研究院营造学社刘敦桢等调查河南省北部古建筑时，也对此地进行了考察。但由于遗迹寥寥，后来战火纷飞，很少有考古研究成果。

1957年，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曾到邺城遗址进行短期地面勘察，并在《邺城调查记》中发表了概略复原图。1976年到1977年河北省和临漳县文物考古机构在邺城遗址培训文物干部时，对遗址进行过部分实地调查与勘探。但这些，都只是简单的调查勘探。

“到上世纪80年代，我国其他著名古都的考古研究均已取得不错进展，唯有邺城这座六朝古都，在考古研究领域几乎是个空白。可以说，在都城考古中，邺城是前景广阔的后起之秀。”徐光冀说。

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夏鼐决定开展对邺城遗址的考古研究。

不过，让中国考古学界开始重视邺城这块空白的，是日本建筑史学者的“捷足先登”。

中国的大唐盛世，对日本影响极为深远，在建筑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时至今日，日本仍保存有大量以唐代建筑为模板的古建筑。至于都城规划，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日本古代都城是以隋唐长安城为蓝本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学界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声音。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岸俊男提出，日本的古代都城不仅受到北魏洛阳城、隋唐长安城建筑的影响，而且更早地追溯到曹魏邺城的影响，其最主要的就是中轴对称的理念。

1981年，日本组织了一个“中国都城制研究”访华团，团长就是岸俊男。在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座谈会上，岸俊男提到东魏邺城和隋唐长安城的关系，这让很多中国学者陷入沉思。尽管岸俊男的观点是依据文献推导而来，没有考古研究佐证，但是他对邺城的研究甚至走在中国学者的前面。

在当时的中国，历史学界对邺城的了解，几乎也只源于典籍。

“简略说的话，邺城始建于春秋时期，齐桓公始筑邺城，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个朝代的都城，是当时北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所以邺城也有‘三国故地，六朝古都’之称。”徐光冀告诉记者。

邺城这个“六朝古都”非常“混乱”。

东晋十六国时，天下大乱，北方政权像走马灯一样频繁更迭，都城也不像南方政权那样长期稳定在建康（今南京），而是在洛阳和邺城之间来回更换。如果逐年核算，邺城严格意义上作为都城的时间，其实只有120年左右。120年，六个朝代，平均每个只有20年。

最后定都邺城的北齐覆灭后，国都被大火焚城，邺城从此消失火海，不复存在。到唐代，这里已是一片农田，百姓“但耕古城地，不知古城名”。

邺城于乱世中沉浮，正史中仅留下只言片语，更多是凭吊的诗歌和无尽的叹息。元代以后，漳河逐渐失去治理，不断改道，一时在邺城北，一时在邺城南，一时又穿城而过，可谓沧海桑田。邺城的准确位置、都城格局，对后世来说像谜一样。

邺都勃兴

邺城坐落在太行山东麓的葵丘之上，地处今天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境内，漳河自西南而东北流经邺城。

多数国人知道邺城，大概是小学课本上“西门豹治邺”的故事。不过，那是战国时期的故事，邺城以一国之都的姿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多亏了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曹操。

东汉末年，董卓率兵闯入洛阳，从此天下大乱，群雄并起，中国历史上绵延四百年的大乱局拉开帷幕。

在曹操之前，邺城原是冀州治所，袁绍的“大本营”。谋士沮授对袁绍献争霸天下之计时说：“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诛未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也就是说，以邺城为根据地征讨四方，控制住北方局势，从长安迎回汉献帝，占领政治上的主动性，并实现号令天下的战略目标。不难看出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

然而，袁绍并没有采纳沮授的建议迎回天子，反而是曹操在日后称霸北方的战斗中，一步一步实践了沮授的主张。

建安五年（200年）十月，曹操在官渡大败袁绍主力。两年后，袁绍病死。次年，袁绍之子——袁尚、袁谭内讧，曹操乘机率兵集结于邺城之下。建安九年（204年）四月，一场为争夺邺城展开的大战拉开了大幕。

为了攻破邺城，曹操在城外高筑土山，深挖地道，率众强攻，却终因邺城墙垣坚固，易守难攻而未得手。五月，曹操改用水攻，沿着邺城城墙掘凿深沟，并引来漳河水灌入城中，城内守军士气崩溃。八月，慑于曹军的强大攻势，东门校尉审荣终于背弃自己的主公，打开城门将曹军迎入邺城。

曹操挖城打洞、引水灌城，历时半年之久才攻下邺城，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赢得胜利的同时，邺城的基础设施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为了能得到一座足以成就霸业的根据地，战后曹操开始大规模的建设邺城。

邺城的兴盛，正是从曹操的经营开始的，也正是曹操的规划设计，让邺城具备了前所未有的都城特质。

曹操攻占邺城，自领冀州牧，从此把邺城作为政治、军事根据地。此后曹操封魏公、称魏王，名义上是汉献帝封赏，但谁都知道是出自曹操之意。曹操对封地都城的选择，不是老家亳州，不是起兵的兖州，也不是挟天子令诸侯的许昌，而是始终如一地选在了邺城。

曹操选择定都邺城，当然有地理、政治、军事上的因素，但这个选择明显与传统不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牛润珍认为，“曹操有一套自己的择都标准。他的标准是无山川之险，而可随机变化的城镇。这种思维在汉魏之际的政治实践中取得了成功。”

占领邺城当年，曹操便开始着手重建邺城。建安九年八月至建安十二年，由于追击袁尚战争还未结束，因此修建邺城的工程规模还比较小，仅限于修复在战争中被破坏的城墙、城门。不过，此时曹操已经开始为未来的都城做了许多规划。

建安十三年（208年），征乌桓、讨袁氏，北方基本统一，曹操终于可以腾出手来设计、建设自己的大本营——邺城。工程首先从开凿玄武池开始。为了训练水军，曹操决定在邺城的西北开凿一个人工湖。由于玄武池面积巨大，挖出来的池土无处堆放，曹操索性便命人将这些土在邺城的西北堆筑起了一座高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铜雀台。

铜雀春深

提到铜雀台，人们多会想起杜牧的名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曹操修建铜雀台时，绝不会想到几百年后的杜牧会把铜雀台看成曹操藏娇的“金屋”。

又过了几百年，罗贯中写《三国演义》，赤壁大战前几个经典回目：一边是诸葛亮巧改曹植《铜雀台赋》：“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结果成功激怒了周瑜；另一边曹操志得意满，横槊赋诗时，竟自己说“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

名句和名著让铜雀台流传千古，也让后人对曹操有太多误解。事实上，曹操是在赤壁大战（208年）两年后，才开始兴建铜雀台的，铜雀台与传说中的大乔、小乔没有半分瓜葛。

虽然没有美人相称，但铜雀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足够耀眼，独领风骚的“建安文学”便是以铜雀台为背景生发而来的。

建安十七年（212年）春，历时一年多的修建，铜雀台终于完工。兴致勃勃的曹操带领曹丕、曹植和臣子们登台作赋。在这次文辞大比拼中，曹操、曹丕、曹植均展现了自己的才华与胸怀。曹操所作之赋仅存两句：“引长明，灌街里。”这指的是曹操引漳河水入城，既保证了城市水源，又改善了城市样貌。这是曹操邺城修建工程中，他特别引以为傲的重要一环。

曹丕的赋也只留下片段：“登高台以聘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步逍遥以容与，聊游目于西山。溪谷纡以交错，草木郁其相连。风飘飘而吹衣，鸟飞鸣而过前。申踌躇以周览，临城隅之通川。”

从曹丕的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三曹”登上铜雀台后，眺望城西的景物。台上灵雀“丽娴”之静态与真鸟的飞鸣相映成趣。通过众鸟“过前”的描摹，读者不难感受到铜雀台的高峻。

相比之下，曹植的《登台赋》保存更为完好：“从明后而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殿之嵯峨兮，浮双阙乎太清。立冲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临漳川之长流兮，望众果之滋荣。仰春风之和穆兮，听百鸟之悲鸣。天工恒其既立兮，家愿得而获逞……”

据说，曹操读了曹植的《登台赋》之后大为激赏，而曹植也在与哥哥曹丕的夺嫡大战中占得了先手。

铜雀台建成后，曹操又先后兴建了金虎台、冰井台，史称“铜雀三台”。三台在邺城西北一字排列，金虎台在南，铜雀台居中，冰井台在北，之间由两架浮桥式阁道相连。曹植有诗曰：“连二桥于东西兮，若长空之蝃蝀”。所以，此“二桥”非彼“江东二乔”。

曹氏父子难以逆睹的是，千年以后，邺城考古便从这“三台”开始了第一铲。

从三台村开始

1983年10月3日，一个至今都让徐光冀记忆犹新的日子。当天，徐光冀和一名助手先行从北京出发来到临漳，这个埋藏着千年古都的小县城。

“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半天，从北京坐火车到邯郸；再半天，从邯郸倒汽车到讲武城，还有五公里路要走。临漳县文物保管所的同志们很热情，骑着自行车到车站接我们。”徐光冀记得，坐在自行车的后车架上，沿着漳河北堤一路颠簸而行，“真是一种‘享受’。”

邺城遗址在临漳县城以西约20公里处。在邺城考古队到达之前，中国的考古学界只能这样定位邺城遗址的位置。邺城，已经没有任何的城镇遗迹，只有几个村子和大片的农田。

根据文献记载和地面调查，邺城总面积有100平方公里左右，历史上人口最多时超过百万。这么大的面积如何下手？“如果大面积开挖，如同盲人摸象，挖到猴年马月也不知道全局面貌。”徐光冀说。经过反复思考，决定用普遍钻探、重点发掘的办法，先了解整体布局，找到城墙、城门、街道等关键部位后，再重点发掘，“这样不至于掉进去出不来了。”

邺城考古的第一铲，选在了三台村的一座大夯土台旁。

三台村虽名“三台”，却只有一个半夯土台。它们在平原之上突兀而出，形态、构造、土质等特征都明显是人类工程遗存。这一个半夯土台，也是邺城留在地表的仅有遗迹。

1957年，著名考古专家俞伟超来这里勘查过，认为比较高大的夯土台是金凤台，另一个仅剩一角的就是著名的铜雀台。

十六国时期，后赵石虎迁都邺城，重修了铜雀三台。为避名讳，将金虎台改为金凤台。一千多年后，冰井台已荡然无存，仅剩金凤台和铜雀台的东南一角，诉说着历史的沧桑。

“金凤台的东边和北边砌了围墙，夯土台上长满了荆棘和荒草。西边和南边无任何遮掩，夯土裸露，风一吹，尘土飞扬。”徐光冀回忆说。

据史书记载，铜雀三台是曹操以邺城西墙北部为基而建。也就是说，考古队以金凤台为切入点，就能找到曹魏邺城西墙，找到铜雀台和冰井台四至，找到其他几面城墙。

城墙由夯土筑造，筑墙时挖有基槽。徐光冀相信，“只要找到夯土，一直往前追，追到只剩下沙子，城墙就到头了。”

“临漳离河南安阳很近，我们提前去安阳请了8名探工。”徐光冀说。河南是考古大省，安阳又是殷墟所在地，那几名探工都是经验丰富的行家里手。

邺城考古队勘探用的洛阳铲也是特制的。他们从安阳钢厂定制了一百多根无缝钢管，每根有5米长。“把洛阳铲的铲头，焊接在钢管一头，另一头再焊一个铁圈。”徐光冀给记者用手比划，“这种特制的洛阳铲，竖起来比一间瓦房的脊顶还要高，又长又轻，比白蜡杆接起来好用多了。”

围绕金凤台的勘探很快有了惊喜发现，建造台子夯土的每一层厚度为11至13厘米，经过检测认定，这些夯土是经过人工搅拌纯净黄土、黏土，层层夯筑而成。

再向西钻探，又一铲子下去，但奇怪的是没有带出一点土来，铲子里竟是空的！这就是说，5米深的地下，都是流沙！徐光冀分析，这里就是漳河故道，它与郦道元所记载的“漳河从邺北城穿城而过”是基本吻合的，这意味着邺北城的西墙已经被无情的漳河冲毁了。

考古队员继而在金凤台的南侧发现了一块青石碑碣，而且发现了一个台榭，经过测量，这个台榭南北122米，宽78米，高12.5米，全为夯土筑成。即便按照现在的建筑标准衡量，这样规模的台榭也堪称大型建筑，而这仅仅是金凤台的基础部分。

徐光冀说，“金凤台保存较好，地上有12米夯土台，地下还有8米的基槽，一层一层的。铜雀台本来应该是最宏伟的，可惜只剩下四分之一的东南角。冰井台全被漳河水冲毁了，探铲插到地下8米都是沙，用探测雷达也没见夯土。”

据史书载，铜雀台最盛时台高十丈，台上又建五层楼，离地共27丈。按晋尺算，高达64米多。

为了找到更多线索，考古队还在金凤台、铜雀台残迹周边挖了几条探沟。在铜雀台的一条探沟中，考古队挖出一块长方形的青石构件，有两米长，是一件雕刻精美的石螭首。

“螭，若龙而黄。”传说，螭是嘴大、肚能容水的龙神，能通云雨。螭首在中国古代被刻在青铜器、碑额、印钮上，后来被运用到建筑上，起镇水、疏水的作用。故宫三大殿的台基周围，就排列着众多螭首。

经考古队研究，这件青石螭首是用在铜雀台顶部围栏下面的，其精美程度不逊于故宫三大殿的石螭首。徐光冀说，“如此规格的螭首，可以想见当时的铜雀三台有多恢弘，邺城有多壮丽。”

中轴“首现”

关于邺城有多壮丽，记述最详细、最精彩的，要数西晋左思所著的《魏都赋》——留下“洛阳纸贵”典故的名篇《三都赋》其中之一。

左思在赋文中说，邺城在营造之初详考历代都城制度，在富丽堂皇和简约朴实之间慎取折中，是理想都市。他浓墨重彩地写了邺城的气派：宫室和官署都集中在北边。宫城东边是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住的“戚里”。宫城西边是皇家苑囿，有曲池、高堂、驰道……

但是，《三都赋》引得洛阳纸贵，一时风头无两，却在后世引起了不少争议。因为西晋得国于魏，《三都赋》难免有政治倾向，被批“薄蜀、陋吴、谄魏”，其真实性也受到怀疑。

关于左思的《魏都赋》，徐光冀认为，“虽然是文学作品，细节已无法考究，但他描写曹魏邺城宫殿、铜雀三台、里坊、河道的位置是相对准确的。毕竟他所处的西晋距离曹魏时期不远。”当然，这些都是考古成果出现后才能与之验证，若是说考古发掘前的指导性意义，那么北魏时期郦道元所作《水经注》，更有价值。

比如，《水经注·浊漳水》记载：“邺北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铜雀三台的位置确认后，邺城西垣也就基本上确定下来了，根据《水经注》的记载，南垣、东垣、北垣也就不难找了。

三台东南三里有个叫洪山的小村，村子就坐落在漳河北岸。漳河泛滥，沿岸村子鲜有幸免，但这个村却经常是个例外，老辈子人说：俺村地下有个避水珠，它显灵保护着俺村哩！

考古队员屈如忠是位考古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家在安阳，“就是在文物堆里长大的”。他到洪山转了几个圈子，听到避水珠的传说，眼前一亮，手往西南一指说：就从那儿下手吧！

在村子的西南方向，技工们开始找眼儿钻探，十字法、梅花法、井字法，钻来钻去，钻出来的还是流沙。没办法，他们打了一眼小机井，找了几根棍子，和洛阳铲绑在一起，每钻一次，就放一次水，棍子长，穿过了流沙，感觉是土了，终于把土样取出来了。经过辨认，这就是城墙上的夯土！再进行下去，一天，两天，三天……考古队员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兴奋。最终，一条800米长、3至5米宽、2至3米高的城垣出现在考古队员们的视野中。

屈如忠这才揭开所谓“避水珠”的谜底：漳河泛滥不冲洪山，正是这道城垣的功劳，因城垣濒临漳河北岸，这段城垣基础深，标准高，土质坚韧牢固，虽被埋入了地下，却无形中起到了河堤的作用。

最终，考古队用“打井式”的方法，历经一年多时间，勾画出了曹魏邺城大致的轮廓和状况：邺北城东西长2620米，南北长1700多米，城墙损坏严重，许多地段只剩下夯土墙的基槽部分，墙体保存好的地方也只有一两米高。四个城墙角，也只有东南城墙角了。

勘探城墙时，考古队在东南城角以南8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座门址，门道宽22米，门道外还有瓮城。此外，在北城墙和南城墙也都各探到一座城门，门道均宽20米。

据《水经注》记载，曹魏邺城共有七座城门。遗憾的是，考古队沿着南城墙反复钻探，也没找到南边的三座门。徐光冀说，“尚未探出的城门，只能通过城内道路来确定门址的位置。每座城门和周围的道路贯通。”

确定了七座城门的位置，考古队发现东门和西门遥遥相对，宽度相当，基本在一条直线上。两门之间，有一条宽约13米的大道。这是唯一东西走向的大道，贯通全城，将邺城南北分开，北区大于南区。

在北区中部，考古队发现了10座夯土建筑基址，可以确定是邺城的宫殿区。这些建筑基址以一条南北大道为轴线，左右对称分布。可见，邺城宫殿区有外朝和内朝，东西并列，这与《魏都赋》记载的位置和布局基本相符。

在南区，考古队勘探出三条南北向的大道。这三条大道与东西大道相通，也与南面的三座城门相通，基本呈平行状态，把邺城南部分为规整的条块。

令人惊奇的是，三条南北大道中央的那条，宽达17米，它并没有止于东西大道，而是再向北延伸到了宫城内，把中阳门与止车门、端门、文昌殿连成一线。这也是全城最宽的道路，使街区、里巷等建筑，沿着一条中心线对称。

这会不会是最早的城市中轴线？！

划时代都城

“中轴线”这一说法，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他曾盛赞北京中轴线，是“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

中轴线的规划，是中国古代“以中为贵”思想的最集中体现。

早在战国时期，《周礼·考工记》就提出了一套完备的都城营造手法。书中将帝王居住的宫殿设定为都城规划的基准点，仿佛夜空中的北极星，接受众星的拱卫与朝拜。这是自称“天子”的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投影。

由宫殿区域向外拓展，整座城市沿着三纵三横的主干道对称展开，被自然地规划为了一系列不同的功能区域，展现出一种整齐划一的礼仪与秩序。这是中国古代的理想都城。

“理想”照进现实，最早是在曹魏邺城。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邺城考古队负责人何利群说，“曹魏邺城是中国第一座中轴对称的大型都城。”“虽然曹魏在历史上如昙花一现，但在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何利群举例说，以往历代都城，不管是秦咸阳城、西汉长安城，还是东汉洛阳城，都是有多个分散的宫殿区。而曹魏邺城把宫室和官署集中在中央北部，突出其重要地位，因此出现单一宫城制，使王权意识得到强化。

曹操对邺城的经营，从刚刚占据这座城市就开始了。最开始的工程应该是修复战争中损坏的城垣、城门等，继而在袁绍邺城的基础上“增而广之”，在内城与外郭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将内城向东拓展，在新拓展的地方建官署、内朝和后宫。外朝以文昌殿为主，内朝以听政殿为主，外朝与内朝形成宫殿区，宫殿区周围的西苑、太子宫、官署又形成“曾宫”，这种营造法，开启了后来的宫城与皇城制度。

这些城内建筑位置规整有序，很明显有着系统规划和设计。《三国志》也提到，曹操营建邺城，“皆尽其意”。他力主统一天下，在统一思想的指导下，规制邺都的布局，使之左右对称，整齐划一。

经考古工作者实地勘探，曹魏邺城显然是一座具备了王都规模的古城，周长约17里。城西北部为铜雀苑，中为宫殿区，东为贵族居住区；南部则建立居民区、手工业和商业区。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一般的都城，邺城坊巷街区的热闹市井挪出了犄角旮旯，改变了“前朝后市”的格局，被大大方方地建在了宫殿区前面，这样视野开阔，便于交易，大大丰富了百姓“钱袋子”。

它的城门建筑，也是和《水经注》及《邺都宫室志》的记载相吻合——邺都北城凡七门，全是曹魏所建。除了七门之外，专家还钻探出了曹魏时期为解决邺都供水、灌溉、训练水军和园林观赏用的陂池。比如钻探发现了铜雀台和金凤台之间有一条排水沟，这条沟恰恰就是《水经注》记载的长明沟——“魏武引漳流于城西东下，经铜雀台下，伏流入城”。

“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像秦咸阳城、汉长安城，城墙和道路都是曲里拐弯的，百姓出行要走很多弯路。”经过考古勘探发掘，曹魏邺城的道路，基本横平竖直，一条东西向大道贯穿全城，其他南北向的大道与全城南北中轴线保持平行，不仅使城市更有秩序，也便于出行。

南北中轴线的出现，给予了邺城持久的影响力。

这条中轴线从城区北半部中央位置，即曹魏最高权力机关文昌殿向南，经过端门，一直延伸到阊阖门，即邺宫外朝的第一道大门。正是这条至高无上的御道，不仅让城区主次分明，左右对称，整齐划一，安静独立，而且也更加衬托了宫城至高无上的地位。

“根据考古研究，秦汉时期的都城都是按照多宫殿制设计建造的，即都城内不止一座宫殿。而隋唐以后直至明清时代的都城，如长安、北京，格局都是按照一宫制设计的。长久以来，这种转变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考古界没有定论。”徐光冀说，“邺北城的考古发掘解开了这一谜题。曹魏建造的邺北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单一宫城制度的都城，其中轴对称城市格局、明确的功能分区布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脉相承

挟天子令诸侯的曹操，至死也没有称帝，但他仍是曹魏的实际缔造者。逼迫汉献帝禅让的曹丕，还是把曹操追封为魏武帝。曹魏的国都被迁至洛阳，曹操钟爱的邺城降格成了陪都之一。

仅仅四十多年后，历史重演，曹魏被司马氏篡夺，改号为晋，史称西晋。邺城地位进一步衰落，铜雀台仍在，却不复光华。

西晋文人陆云曾到邺城访古，他在给哥哥陆机的书信中激动地描写了见闻。在邺城的旧宫中，他看到了曹操当年睡过的床榻，冬天、夏天所盖的被子七床。介帻，即长耳裹发巾，跟吴地头巾的款式差不多。曹操所戴的平天冠、远游冠都在。梳妆盒七八寸见方、四寸余高，没有隔断，就像吴地普通人用的器物一样，涂抹脂粉的地方还能辨认出来。梳子、牙签都在，擦眼睛用的黄手绢也在，上面还有污垢，可能是擦眼泪时沾上的。陆云显然被这抹垢污所震撼，这是曹操留下的痕迹——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留下来的痕迹。

物是人非，怎能不令陆云感慨万千？他在信中遐想了自己与曹操穿越时空的对话。他说：曹公，听说你在铜雀台和墓室设了战阵，敌人来了，你能千变万化地对付他们。如果我用火攻，你有什么办法呢？曹操当然没法回答他，陆云自问自答：你好像也没什么办法。

谁能对自己的身后事有什么办法呢？西晋人也不能对此后百余年的五胡十六国混战有什么办法。

辉煌一时的邺城，城头变幻大王旗，在烽火狼烟中飘零残毁。

邺城的再度辉煌是在南北朝晚期的东魏北齐之时。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东魏迁都于邺。彼时，已历时300多年的曹魏邺城破烂不堪，为安置“户四十万”由洛阳迁来的人口，东魏依着原邺城的南城墙建起了邺南城，两城毗连而建、南北衔接，北城的南墙即为南城的北墙，大体呈“日”字形结构，其外围还有更大规模的外郭城区。

1985年之后，邺城考古队开始邺南城考古发掘，确认了四周城墙、城门及宫殿区的主体建筑。

据文献记载，邺南城“上则宪章前代，下则模写洛京”，其制度“盖取洛阳与北邺”。考古发掘更进一步确认了邺南城具有明确的南北轴线，以朱明门、朱明门大道、宫城三门、太极殿、昭阳殿等主要宫殿为中轴线，全城的城门、道路、主要建筑等呈严格中轴对称布局，纵横街道垂直交错呈棋盘格状分布。

邺城的建设上承曹魏邺城，借鉴北魏洛阳城，实际上继承了单一宫城制度、中轴对称制度、按功能进行分区这三大特点，它们一脉相承。

邺南城做了东魏16年国都，之后东魏变成了北齐。又27年后，北齐覆灭，邺城被北周权相杨坚下令放火焚城，所有居民南迁四十五里。邺城不复存在。

杨坚于589年统一全国，成为隋朝的开国皇帝，是为隋文帝。

邺城虽然烧没了，隋以后的都城建设，却延续了单一宫城制度、中轴对称制度、按功能进行分区这三大特点，邺城又成为隋大兴城、唐都长安城规划的直接渊源。而它们作为中古时期都城建筑的范例，对东亚地区七世纪以后的都城，如北宋东京城、元大都、明清北京城及日本平城京、平安京，朝鲜半岛新罗王京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还要再做一百年”

进入21世纪，邺城考古队的工作重点转向探寻邺南城的外郭城。为配合这一课题，2002年10月至12月，邺城考古队对邺南城朱明门外赵彭城村西南的一处夯土台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通过出土的一定数量的石质建筑构件及贴金塑像、玻璃瓶残片等珍贵文物，证实了该遗址为东魏北齐时期的皇家寺院，填补了汉唐考古学、古代建筑史和佛教史上的多项空白，因其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而入选2002年度中国考古十大新发现。

皇家寺院的发现无疑是邺城史迹探索的一大突破，然而也留下一大谜团：规模如此宏大的皇家寺院中，竟然没有发现几件佛像。

解开这个谜团，竟然用了十年时间。

2012年1月，在邺城遗址北吴庄村的发掘中，一次就出土东魏北齐时期佛造像2895件（块），另有3000件左右佛造像碎片。

“这是目前所知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量最大的一次佛教造像发现，一次性出土佛造像的数量、品相、材质位居中国之首，世界罕见。”何利群说，这些堪称“半部中国佛教造像史”的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类型多样、题材丰富，代表了中国佛教造像艺术的一个高峰，也见证着邺城这座中古时期“中国佛都”的往昔。

“从现有迹象来看，邺城遗址出土佛教造像普遍经历了北周武帝的‘建德法难’，后经隋代修复继续奉用，但在唐代某次特殊运动后，这批造像再度被损毁破坏后集中埋放于此地，直至一千余年后重见天日。”何利群推断道。

由于出土佛教造像表面的色彩封护、贴金加固、碎块拼接缀合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10余年来，这批造像的修复工作始终在进行中。已修复完成的部分，则陈列于中国首座佛教造像专题博物馆——邺城考古博物馆。

不仅如此，公元3世纪至6世纪，邺城成为中原北方地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汉、羯、鲜卑、氐等族先后在此建立政权，为争得中原文化之正统地位，后赵、前燕及东魏北齐各王朝广泛接受中原先进的汉族文化和政治制度，在建筑技术、装饰风格方面极尽奢华的表象，同时与西域及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也屡见于史载，来自西域的宗教和乐舞更成为各族统治者争相追捧的对象。

“这些都能从邺城遗址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十六国至北朝时期遗物中找到佐证。”何利群说。

邺城考古至今已经持续了40年，几代考古工作者接力，众多惊世喜人的成果出土，却还有更多的未解之谜。比如从本世纪以来就一直在找的邺城外郭城。

“到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外郭城在哪儿。大概位置已经推断出来了，但是找不到城墙。”邺城考古队第二任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岩石说。

现实情况是，邺南城外郭城区据推测约100平方公里。要在这么大的范围内捞一个几米宽的夯土墙，就像大海捞针一样，谈何容易。

何利群是邺城考古队现任负责人，他明显感觉到，这些年随着考古发掘不断推进，人们对邺城的认识逐渐深刻，但任重道远之感也愈加强烈。

40年的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4万余平方米，相对于100平方公里的邺城，也只能算是“管中窥豹”。40年来取得了很大收获，但距离科学、全面、准确地解释邺城那个时代、解释邺城都城全貌还差得很远，考古工作者们掌握的信息仍然九牛一毛。

“我在邺城20多年，这里建起3座博物馆：邺城博物馆、邺城考古博物馆和北朝考古博物馆。去年，邺城遗址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何利群笑着说，“我们的办公环境，也跟20多年前大不一样！”

何利群告诉记者，目前考古队正在发掘邺南城宫城区和北齐大庄严寺、整理修复北吴庄村埋藏坑出土的佛教造像、编写考古发掘报告等。未来，还要对邺北城进一步发掘。“城市考古要花很大力气，需要几代人去做，可能还要再做一百年。”

（文中图片由邺城考古队提供）

责任编辑：刘德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