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荣：基辛格去世，美国政界或难再出“大智慧”

当地时间11月29日，美国著名外交家、战略家亨利·基辛格在位于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

传奇陨落，其在美国外交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而外界对其外交功过的评说，却褒贬不一，乃至陷入两极——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拉美等地民众口中的“战争罪犯”。

如何看待基辛格的一生？晚年时期，其对美国政坛影响式微，这是否说明其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已“不合时宜”？观察者网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

[采访/观察者网，受访者/金灿荣]

观察者网：您见过基辛格很多次，能否分享一下您对他的印象？有没有什么故事让您印象深刻？

金灿荣：我见过基辛格老先生接近30次。比较集中的场合有两个：一个是由他自己创办的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NCAFP），这委员会每年都会组织中美对话，老先生大部分时候都会出面，我参加过很多次；另一个见得比较多的场合是，有一段时间中国人民外交协会每年会请老先生过来，他来了之后，除了见领导人，还会搞一个座谈，我参加过几次。

此外，我还在一些比较大的活动上见过他。比如波音公司庆祝进入中国30周年之际邀他出席，老先生做了主题发言，里头有个段子让我印象深刻。老先生说他见到江泽民主席时曾问江主席，“毛主席讲了，台湾问题可以等100年。你还能等100年吗？”江主席说：“当然不行了，只能等76年。”他觉得江主席的回答很幽默，反应也很快——为什么是76年？因为江主席讲这话时离毛主席讲这话差了24年。

另外还有一件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我记得12年前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开会，那天恰逢老先生88岁生日，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就给他搞了一个米寿庆祝。他们家自己都不注意，我们庆祝他米寿生日，他特别感动，说中国文化太好了，还有“米寿”的说法。

他那天挺兴奋的，所以那一次待得特别长——以前他每次来都很短暂，握个手、打个招呼，半小时左右就走了，那次大概待了两个多小时。那次他让我们中美各方每个人都提个问题，我现在忘了自己提的问题，但记得他反应特灵敏，88岁了，结果基本上我们每个人提的问题还没说完，他就知道你要说什么，然后就开始回答。

观察者网：您也多次提到基辛格是您很佩服的一位外交家、战略家。您佩服的点主要有哪些？

金灿荣：他属于20世纪外交界的一个传奇人物，而他的一生也是成功、精彩、传奇的一生。可以说他各方面都做得很成功。从个人经历来看，他从一个移民混成了美国首号外交官；学术上，拿到了哈佛大学的终身教职；从政履历，担任过美国外交官、国务卿；商业版图也极其成功，赚了很多钱。另外，他活了100岁，在中国绝对算“喜丧”了。

具体说来，个人成长方面，他在中学时期从德国移民美国纽约，入读华盛顿高地高中——我在纽约时还去过那个学校，算是当地的一个重点中学。他那时的理想就是高中毕业后上个社区大学，之后当个会计。二战改变了他。美国参加二战，他为了让美国人信任他，参军打自己原来的祖国德国去了。二战美国胜利以后，他留在德国一年，在一个小城当市长，那时他才26岁，管得还挺好，展现出一定的行政能力。1944年美国通过了《二战退伍军人权利法案》（The G.I。 Bill of Rights），其中有规定，参加过二战战争的士兵可以读大学，钱由国家出，上哪个大学自己申请。他利用这个法案成功地进入哈佛大学，之后还留校任教。而他的过往经历，也让他跟一般的象牙塔里出来的学者不太一样。

作为学者，除了获得哈佛的终身教职，他的著作在学界也都获得了很不错的评价。他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研究19世纪初奥地利帝国的首相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基辛格很佩服他，因为他认为奥地利帝国当时正走下坡路，是梅特涅挽救了一个衰亡的帝国，其主导的维也纳体系让帝国延续了100年，使得帝国一直到一战结束才正式解体；在他看来，要是梅特涅处理得不好，奥地利帝国可能19世纪初就崩溃了。基辛格特别佩服梅特涅，也深受梅特涅影响——确立了自己的基本外交信条就是现实主义，和梅特涅一样，特喜欢玩“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而他的成名作是《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他最早指出，核武器虽然是杀人武器，但是它反倒有助于维持大国关系稳定。这观点在当时的学界还是挺新颖的，他也由此得到洛克菲勒家族的重视，洛克菲勒培养他，把他送到白宫，他之后也不负所望，频频得到高层的重视。

从政方面，他先是当了尼克松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来又担任国务卿，之后成为历届总统的高级顾问。他的外交事业中，最成功的一笔当属中美的“破冰之旅”。他在一个访谈里讲过，他认为他人生的巅峰就是首次秘密访华。而中美和解也是美国赢得冷战的关键所在。

由尼克松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说”，实际上基辛格在其中作了不小的贡献，而这提法使得美国冷战时的外交战略实现成功调整。在这之前，西方学术界都认为全球国际事务就是由两个超级大国——美国、苏联主导决定。这种定位对美国而言有个问题，就是美国得1vs 1面对苏联。而“五大力量中心说”把西欧、日本、中国纳入，领导层一下子从两个扩大到五个，其中有两个是美国的铁哥们，再把中国拉过来，这游戏就从1 vs 1变成4 vs 1了。这是后来美国获得冷战胜利的一个关键。

也就是说，美国外交战略调整，基辛格有一定的贡献；具体落实中美和解，他也有功绩。

除此之外，他跟越南外长在巴黎完成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让美军撤出越南，帮美国摆脱了一个战略负担，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他主张美国应跟苏联搞“缓和”政策，这也让美国能喘口气。

观察者网：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但若看国际舆论，基辛格的外交表现又饱受争议。比如，在批评者眼中，他是“战争罪犯”，因为他的政策导致了对柬埔寨和老挝的大规模轰炸等等。您如何看待他的这一“黑暗面”？

金灿荣：我们中国人对他的评价很高，当然我也注意到美国国内对他有不同的看法，而第三世界很多国家是批评他的，比如拉美，因为他在拉美支持过很多暗杀行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智利的阿连德政府，这一左派政府是合法选举上去的，然而刚上台不久，基辛格就让中情局去搞政变，扶植一个右翼政权；而这右翼政权统治残暴，杀了几万人，手段残忍，比如直接到人家家里绑架，麻袋一装，用直升机扔到太平洋喂鲨鱼。所以拉美左翼对基辛格恨之入骨。

总的说来，从中美关系来看，他贡献不菲，我们很肯定他；对美国来讲，他的一系列外交操作帮助美国获得冷战胜利；但是他在那个位置上确实也做了很多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友好的事情，所以他在国际上的评价难免褒贬皆有。可以说这人物有点复杂，而他所有决策的本质都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他是绝对爱美国的。

其实在退出政坛以后，他也一直积极参与美国外交。除了特朗普、拜登政府不怎么待见他，前面的历届政府基本上都还是很重视他的。

观察者网：客观来看，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的现实主义外交思想对美国政坛的影响力确实是在不断下降。您认为有哪些因素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很多人现在评价他的外交理念，会用“不合时宜”这词来形容，您认为呢？

金灿荣：基辛格毕竟是二战战后那批人，而二战后跟冷战后是不太一样的，不论是美国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都经历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虽然他的政治经验很丰富，但是他的一部分知识是比较老化的。

我观察到像现在拜登政府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就是不喜欢他的。沙利文1976年生人，在冷战结束时是个年仅15岁的小少年，毕业后又混得很顺，三十出头就成为希拉里·克林顿的得力助手之一，可谓少年得志。他们这批人觉得基辛格老先生的思想早过时了，现在他们上台了，自然不会再听基辛格的话。从这角度来看，基辛格晚年的困局，有部分原因是代际变化导致的。

观察者网：就您个人认为，基辛格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是否还适用当下这个时代？

金灿荣：他的整套外交理念在冷战时很适用，但冷战后可能就有一些问题。比如美国现在变得很傲慢，要对中国、俄罗斯搞“双重遏制”战略。这想法是很荒谬的，因为中俄再弱也是大国，美国至少得拉一个打一个，结果现在沙利文这帮人过度自信，觉得“老子可以同时收拾两个”。这想法不符合一般战略性原则，所以老先生急得不得了，在好几个场合都对此提出批评，奈何这帮少壮就是不理他。

也就是说，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因为老先生对中美关系有贡献，而他的那套思维我们也比较习惯，所以我们肯定他的贡献和理念；但是若站在美国新生代的角度来看，这老家伙的外交思想就过时了，也因此他很多时候只好在《纽约时报》发发文、在一些论坛上讲讲话，对具体决策的影响现在是很边缘化了。也因此，他的去世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影响相对不大。

观察者网：您在视频里谈道，美国再也不会出现第二个基辛格了。为什么会有这一预判？

金灿荣：冷战时期，美国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战略家，提出对苏联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算一个，打开中美和解大门的基辛格算一个，促成卡特总统跟我们正式建交的布热津斯基也都不错。他们这些人有个特点，就是都参加过二战，都有战友牺牲了，见过生死。另外，苏联在1950年代是非常强大的，对美国的战略压力很大。而冷战后的这一批人，他们在和平年代里成长，没见过生死，混得非常顺利。因此我觉得他们现在这帮人的历史厚度较差，看上去都是哈佛、耶鲁等好学校毕业，但是经历很简单。

所以，我认为美国政界会有一批聪明人，但是可能缺乏有大智慧的人。而在我看来，一个大智慧等于一万个小聪明。也因此，我认为基辛格老先生的逝世，也是一个时代的告别。

观察者网：老先生的战略思想目前被美国政界边缘化了，但是他的一些战术，比如“穿梭外交”，是否可以算是给美国留下仍可沿用的政治遗产？

金灿荣：他是典型的聪明人，情商智商都很高，外交层面很多具体的做法肯定会被载入美国外交史，后人也都会模仿。至于这模仿是不是用得恰当，还不好说，甚至不排除出现东施效颦的可能。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犹太人公共事务协会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犹太人机构，老先生还是这协会的主席。作为犹太人，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美国人，老先生某种程度上是美国国内犹太资本和盎格鲁-萨克逊资本的一个“粘合剂”。随着他的去世，这两类资本会不会闹出问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责任编辑：张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