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打野猪，总共分几步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无论走了多远，每人心中都有一个乡村情结。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里，值得用一组体验式报道去丈量“我们的乡村”。那里，富有烟火气息、鲜活生动的故事正在发生。

6月中的一天，宁夏固原某县，凌晨2点，室外温度5摄氏度。

血红色的皮卡车悄悄靠在山道边停下，轰鸣的引擎声音瞬间熄灭，车厢内外一片漆黑，只有无人机屏幕和三支快要燃尽的香烟闪烁着亮光。

“走，放狗！”老吴狠狠捻灭烟头，跳下车前他叮嘱我：

“胖子，山上根本没有路，你跟不上就别硬来，狗比你能跑！”老吴说话声音非常轻，是因为害怕担心声音太大吓跑山上目标。

等我整理好从皮卡车上挪下来，人和狗都已不见踪影。只留下我一个人在黑暗的山林中独自凌乱。

人猪冲突

作为一名野生动物记者，人兽冲突是我持续关注的话题，无论是青藏高原的流浪藏獒，还是南京城内流窜的“网红猴”，或是上海社区中出现的貉，都曾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

有一种动物，我关注它的时间最长，那就是野猪。

近年来，随着全国天然林保护、自然保护区及野生动植物保护等系列工程的实施，野生动物栖息地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野猪等野生动物种群不断增长。由于野猪繁殖力强、成活率高、适应性广，天敌种群数量相对较少，使得部分地区野猪的种群数量激增，因此造成了大量的人兽冲突。

几乎每年春种和秋收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各地关于野猪下山祸害农田的新闻，被野猪祸害过的农户轻则减产，重则颗粒无收。

但事实上，由于野猪被收录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以下简称“三有”名录）中，所以即便是野猪肆虐糟蹋庄家、林地，普通农户和百姓也无法捕杀，只能驱散，这就造成了人猪冲突的不断升级。

我前往的宁夏固原某县，绝大部分当地人依靠种地为生。因为缺水，农作物都是靠天吃饭。

“有时好不容易下了雨，雨停了猪来了，一年都白干了。”

说这话的老吴和我同岁，今年本命年，是个典型的西北汉子，不善言辞，但有问必答。

我俩之间的对话经常因为没有话题而被迫终止，但他只是笑笑看着我，从不主动打破沉默。

2021年，国家林草局在山西、四川、福建、江西、陕西、宁夏等14个省（区）启动防控野猪危害综合试点，试点各地开始组建狩猎野猪护农队。正是在那年，老吴成为了一名有证的合法“野猪猎人”。

此前有媒体报道，陕西渭南林业局曾以2500元/头的价格悬赏猎杀野猪，需要合法的猎人通过合法的方式清除猪害。老吴看到消息盘算后认为并不划算，因为固原当地给他的价格是1850元/头，算上差旅费，渭南开出的价码并不高。

当地林业部门每年都会告诉老吴，今年的指标是多少，老吴则会严格按照指标进行猎杀，猎杀后的野猪将送到当地林业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

老吴有两个伙伴，一个是从黑龙江来投靠他的老宇，另一个是同乡老刀。三人分工合作，老刀负责用无人机锁定目标，老吴和老宇则负责放狗补刀，这已经是抓猪小组最精简的配置了。

电话中得知我要去和他一起抓猪，老吴犹豫了一下，“狗病了，要不缓两天？”

在我再三坚持下，老吴松了口，“你来吧，来了正好帮我给狗打针。”

24小时后，我辗转1500公里，站到了老吴面前，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就下了结论：

“兄弟呀，你这个身材，抓不了猪。你200多斤肉在山上跟着我一起跑，狗再把你当猪咬了，我还得给你打针。”老吴没有开玩笑，相比起抓野猪，从外貌上看，吃猪肉更像是我的特长。

“走吧，先看看狗去，想抓猪，先喂狗。”老吴把我塞上了他的皮卡车。

没名字的狗

县城不大，皮卡车开到了一处山坡上的平房前，平房外的地面上溜达着五六条狗，巨大的狗吠声隔着车窗就能听见。

“走！走！都给我进去！”老宇将平房的铁门打开，里面是大约80平米的院子，旁边有两间平房。

目视所及，院内大约有近40条狗，见到有人前来，它们都表现得异常兴奋。

“你别怕它们，它们都不咬人。”老吴将铁门带上，随后径直走进了房间准备给狗的餐食。老宇则在另一间房内准备给狗打针的药和针头，这是他刚去诊所买的，花了大约2000块钱。

此时，只有我一个人类，被近40条狗团团围住。我开始盘算我这200多斤肉，够40条狗吃多久。

我叫不出这些狗的品种，它们和我想象中的“猎手”截然不同，并不是头颈四肢细长的细狗，也不是在短视频中常刷到的“世界猛犬”，外观上更接近于日常概念中的农村土狗，健壮且充满活力。

一时间很难把它们与老吴口中的“战士”联想在一起。对于我这个陌生闯入者，它们的好奇心使得它们频繁上前与我接触，仿佛是要记住我的样子和气味。

我蹲下来用手触碰了几条狗的鼻子尖，湿湿的，应该是很健康。

老吴拎着狗食走过来，几乎是一瞬间，围住我的狗群便抛弃了我，拥抱了狗食槽子。

狗食的样貌很难用文字形容，那是一种容纳了牛肉、鸡肉、玉米、狗粮、蔬菜、谷物的混合物，通过大铁锅煮熟后，呈现出一种青绿色半固体的状态。如果不是狗们正在吃，我会以为这些东西是农村砌墙用的水泥。

狗太多，多到甚至绝大部分没有名字。老吴告诉我经常会有狗“战死”，平时也会病死。所以只有抓野猪立过“战功”的狗才会有自己的名字，比如“大狗娃”和“二狗娃”。

我依稀理解了老吴不给狗起名字的原因，是希望尽量避免自己和狗产生更多的感情。

老吴衡量“战友”的标准并非相貌和性格，而是他们在“战场”上的表现。

猎犬们分为头狗和帮狗，头狗搜索并围堵野猪，帮狗负责对野猪发动攻击。老吴告诉我，我口中的那些浑身细长的狗，是用于追兔子的，“那种狗根本抓不了猪。”

汪汪队立大功

西北的夏天和北京差异很大，白天太阳出来后，温度迅速升高，午时可达近30度，但在阴凉下仍然干燥凉爽。

一旦太阳落山，因为没有城市的热岛效应，县城的温度便会骤降。太阳落山后1个小时，温度便会下降至15度左右。而在深夜的山上，温度会趋近于零度。

上山前，我们再次回到了狗场，老吴掏出了20个GPS项圈，选择出了20条狗，为它们依次戴上项圈，并且记下每一条狗对应GPS的哪个波段，这决定了抓猪行动后，能否把狗平安收回。

野猪绝非愚蠢的动物，在温度升高的白天，它们极少下山活动，一个原因是过高的气温会消耗更多的体力，另一个原因则是白天农户的警惕性更高，下山活动危险性极大，所以在夏天，野猪们几乎都会选择在后半夜下山进食，目的地多为山下农户的田地。

农户们仿佛已经习惯了野猪深夜到访，只有少数农户悬挂高音喇叭循环播放一些野兽的声音试图驱散野猪，那声音在深夜山野中显得格外诡异。

老宇摇下皮卡的车窗对我说：“你听，这些玩意能吓唬谁？野猪第一次听或许会警觉，听习惯了就跟‘开饭了’一个意思。”

抓猪的流程并不复杂，简单可以分为：放无人机找猪、放狗追猪、补刀、收狗这四个流程。

老吴驾驶皮卡，副驾驶的老刀则在山间放下无人机，随后用无人机在较高的区域搜寻野猪的位置，要注意无人机的高度，太高看不清楚猪在哪，太低则会因为无人机的声音将猪吓跑。

我和老宇挤在皮卡后排，老宇正在擦拭他的刀。那是一柄刀刃长约30cm的短刀，妥妥的管制刀具。平时刀被收在刀鞘中，当狗咬到猪后，它将作为最后了断猪的工具。

足够长才可直达心窝，足够锋利才能一击毙命。我推开刀鞘，可以清晰地看见刀刃上的血迹。

“这血是上礼拜杀的那头猪，足足有300多斤。”老宇指着血迹对我说，“出刀要又快又狠，不然一刀没捅死，它跳起来就可能伤人，还可能伤狗，我们都被猪伤过。”

老刀一连放置了几次无人机，都没有看到猪的身影。看出了我沮丧的老吴对我说：“你听说过猎人是十猎九空么？但我们不同，我们是十猎一空，你要相信我。”

突然，老刀紧张了起来，老吴立刻停下了车。我们几个脑袋都凑到了副驾驶的老刀身边。在屏幕上发现了一个小白点，三人均表示，那就是猪，正在半山腰的农田里找东西吃。

老宇手指着白点说出了一些信息：猪不大、100多斤、雄性、大约两岁半。

我大惑不解，“你是怎么看着白点推算这猪的重量和年龄？”

“你看这高度、再看参照物农田，就可以判断这个猪有多大。雌性一般群体行动，带小崽，雄性则单独出没。100多斤的猪大概两岁多一点。这都是经验，你们记者哪知道这些。”老宇说完继续摩挲着刀鞘。

锁定目标后便是放狗，要精准地把狗放在距离猪最近的位置，以便让狗可以用最短的距离追上目标，从而击杀。

我跟着老宇和老吴一起放狗，20条狗跟随着二狗娃呼啸着进入了山林。

黑暗中，我啥也看不见，只能跟着老吴和老宇的脚步走，崎岖复杂的山路在他俩脚下就像是平地，我甚至需要四肢并用才能通过，很快我就听不到他们了。

正当我迷茫不知所措时，狗吠声大起，我想起了老吴的玩笑，“坏了，狗娃们不是把我当猪了吧？”

15秒后，老吴出现在我面前，手里一手拎着一条狗，“收工，狗跑反了，猪跑了。”

经过第一次失败后，不到20分钟后，一个白点再次出现在屏幕上，正如我在文章开头所说，老吴和老宇带着狗冲进山林不久，我们便收获了这天的第一个猎物。

我帮着他们用绳子将猪拖出山林，可以看到，猪已经死透了，胸口有明显的一个刀口。

抓到猪之后，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收狗。

抓猪10分钟，收狗收半宿

虽然有头狗带队，但是下到山林后，狗的行动是随机性很大的，狗是循着猪的味道进行追踪，嗅觉好的狗，可以闻到距离放狗点一公里外的猪味。

有时抓到了猪，但狗又闻到了其他猪的味道，继续追踪，就会出现狗没收回来的情况。

老吴告诉我干抓猪这行，丢狗是常事，有的时候一两个月才能找回来。

狗脖子上有GPS项圈，我们手里有追踪器，每条狗的信息都会出现在追踪器上，但在山林间GPS的信号并不稳定，每一条狗所在的位置也不固定。

我们大约在凌晨2点左右结束了抓猪行动，之所以草草结束，是为了照顾我，他们决定收工。但还有大约10条狗没有归队，所以接下来的2个小时，我们便开始了漫山遍野地找狗。

皮卡车几乎无视地形在山间穿行，皮卡的底盘不时传出和石块林地亲密接触的声音，听得我格外心疼，为了防止睡着，我决定和老吴聊天，但他其实并不需要和我聊天便可以集中注意力开车。

“这车这么开，能用多久？”

“这车抓猪一年就完蛋。”

“一年抓猪成本：一辆皮卡，大约12万元人民币。”我在笔记本中记下。随后我快速计算，杀一头野猪补助1850元，大约杀65头猪可以买一辆皮卡。

“一条狗大概多少钱？”我算完车钱开始算狗钱。

“这些狗都是我们自己繁育的，成本低一些，如果是购买的话，像二狗娃这样的抓猪老手，大概要卖10万元，其他的普通狗，也大概在1500元到3000元不等，好一点的上万。这些狗一个月大约要吃掉2500元，还不包括生病和战死的损失。”老吴说。

“你再算，这个无人机45000元，热成像仪2万元，再加上这些GPS定位线圈和仪器，也得小十万块钱。”

我边听边往本上记，“合着你抓这东西不赚钱啊！”

“谁跟你说赚钱了？赚钱干这个干嘛啊？”老吴一脚刹车停在了路边。

“走了走了！回家了回家了！”老吴举着追踪器边冲一团漆黑的山林呼喊，边吹响口哨，大概5分钟后，一个黑色的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那是最后一条狗，叫黑娃。

返回狗场时，已经是凌晨4点，但我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几人协力把捕获的野猪丢进狗场的院中，老宇熟练地将猪肚皮划开，掏出内脏，随后便是狗娃们的大型吃播现场，干活的和没干活的狗一拥而上，把我们刚打到的战利品瓜分一空。

很快，一头100多斤的野猪就只剩下一张猪皮、几根骨架和一整个猪头。

这些剩下的东西，都要用编织袋装好，它们是去林业部门换1850元补助的凭证。

干完今年就不干了

离开县城前，老吴喊我吃饭。

几天来，我感受到了西北县城离谱的物价，一碗过油肉拌面要30元，几乎和北京的价格持平。老吴说，当地人的平均月薪大约在3500元左右，物价一直就是这么高，所以大部分人家平日是不出来吃饭的。

“因为出来吃饭的人少，饭店价格就越来越贵。”老吴说。

老吴曾在县城经营一家水暖店，家里有两个娃，平时都是妻子在照顾，疫情期间，水暖店的生意黄了，如今他变成了一个全职的野猪猎人。

老宇已经是退休的年纪，投奔老吴是为了玩，并非为了钱。

老刀最年轻，但却已是三个娃的父亲，因为贪玩，和老吴两人混在了一起，算是团队中的技术人才。

说到娃，老吴显得有些愧疚，“人家娃娃说起自己的爸爸都很骄傲，但是我家娃娃每次说到自己的爸爸是放狗杀猪的，我都有点难过，这听上去不怎么光彩，对吧？”

老吴明白，野猪猎人终归是玩，并不是个职业。抓到野猪可以从林业部门换到补助，但是对于被救助的农户老吴从来分文不取。

三人告诉我，自己并不是喜欢抓猪，而是喜欢养猎狗，抓猪是玩狗的衍生产物。但玩狗毕竟是一个成本巨大，并且抛家舍业的事情。三人都表示，干完今年就不再干了。

老吴决定接下来做点正经营生，让家里人的生活好起来。

“野猪是打不完的，但是人就活这么一辈子，大老爷们不能不管家。”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认可。

去年，老吴在某短视频平台开设了账号，并且开通了直播，无人机的画面可以连接手机直播，所有关注账号的用户都可以看到抓猪的“现场直播”。

在短视频平台，老吴卖出了一些设备和狗，还为一些无人机和热成像仪的厂家做代理，也可以赚一部分佣金，但对于养狗抓猪的开销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短视频给老吴带来了被“追捧”的感觉，部分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们在西北这个偏远的地方，从来没去过大城市，但是短视频让我们看到了更远的地方，也让更远的地方的人们看到了我们。”

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的流量，也让老吴开始担忧——不少没有合法资质和手续的偷猎者，为了流量开始上山抓猪，为了流量也会在抓猪的过程中采取一些危险或者不合法的方式，甚至还会抓到其他野生动物。

不少直播抓猪的人，已经偏离了最初护农的目的，变成了单纯地狩猎和换取流量。

因为没有合法的手续，抓到的猪也不去做无害化处理，这些都会造成一些不可控的后果，劣币正在驱逐良币，这就是流量带来的反作用。

我明白，老吴这里或许是流量最后抵达的地方，所以人们对于流量没有任何抵抗力。

老吴掏出手机给我看，在自己的粉丝群中，有不少人催更。“什么时候杀猪？晚上杀不？哥几个今儿晚上干一头300斤的！”

“这些粉丝是真心想帮助农民的么？”老吴反问我，但我却没有答案。

6月30日，国家林草局公布了新调整的“三有”名录，在部分地区致害严重的野猪已被调出“三有”名录。

已经回到北京的我给老吴转发了消息，他很快回复我：“看到了，但野猪也不能乱杀。”

我追问：“政策改变了，你明年还杀猪不？”

老吴的回复很简单，只有两个字：“不了。”

（应受访者要求，老吴、老宇、老刀均为化名）

作者：胡克非

责任编辑：张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