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大夫眼中，乡村没有秘密

我和宋大夫的缘分要回溯到20多年前。

当时，我因为误食了仿真塑料花，引发了肠道堵塞，要去县医院手术之前，正是宋大夫和父亲老宋大夫开药治好了我，我也因此躲过了开刀。

再后来，读小学时半夜突发高烧40度，又是他爬起来给我输液降了温。

表姐得过小儿癫痫，是他给调理痊愈的，远房亲戚长年瘫痪卧床，也是他定期上门问诊治疗。

宋大夫全名叫做宋新，他的乡村卫生室就在离镇最近的村里，一个祁连山北麓，距离七彩丹霞景区不足10公里地方。

村里常住人口1800多人，作为本村人，他干的事情远不止医生这样简单。“就拿镇上来说，近1万人口，应该有快一半的人知道我的电话。”宋大夫笑着说。

“这里没有我不认识的人，也没有我不知道的事。”

“小王从北京回来看我”

返乡那几天，正是小满的节气，西北地区还没有完全入夏。

田里的玉米苗刚长出一指高，洋槐花和刺玫也才到了被采摘的季节，大街上尽是卖蔬菜苗的摊位。此时的昼夜温差依然在15度左右，中午晒到胳膊疼，夜里冷得牙齿发抖。

在西北，扬沙天气也是日常，吃过北京的土后再吃家乡的土，味道确实不一样。

宋大夫身高不高，身形微微发福，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见人也都是笑嘻嘻的。

离开家乡来北京工作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这次还是我爸提前联系了他，告诉他我将会去他的卫生室体验村医的工作，一路上我都在思考，我闯入他的诊所，会不会让他觉得不自在。

事实证明，我想多了。

见到我，宋大夫不仅丝毫没有拘谨，甚至还向每一名来就诊的村民卖力地介绍我。

“那谁，这是老王家的闺女小王，在北京当记者的，回来看我。”短短几分钟，诊所中的所有乡亲都知道了我和我爸老王。

向乡亲们“推销”了我之后，宋大夫让我随便坐下，然后就忙活自己的事情了。

连日来的不稳定的天气也影响了村民的健康。每天早起，狭小的卫生室里都会挤进一二十号病人，除了定期吸氧、测量血压和血糖的特殊群体，其他多是头疼脑热、咳嗽感冒拉肚子的老人小孩。

咳嗽声一多，宋大夫还要发放几个口罩，提醒他们做好防护。

乡村卫生室不同于城里的大型医院，无论闲忙，问诊、开方取药、打针输液、临时急救，都靠村医一人完成。

这里没有挂号排队，进来的人都是报一声哪儿不舒服，便随意坐个地方找人闲聊了。遇到病情严重或有要紧事的人，不等大夫解释，其他病人也会自然而然让一让，“你先来，你先来。”

早上7点到中午1点，是医务室一天里最忙的时候。

一大早来的病人，往往是头一天就不舒服，夜里实在扛不过去才来就诊；中午饭点来的人则多是重劳力，他们趁着短暂的休息时间开药打针，午后还要忙着出门干活。

宋大夫告诉我，秋收农忙时节，总有村民在夜里十来点钟敲门看病，干过活后一身灰尘，手上起满了水泡，一量体温，人还在发烧。

需要观察或输液的，还没等大夫开口，人就已经躺到了床位上，“宋大夫你先给我看着，我在你这儿补会觉，明早天不亮我就得起床呢。”

卫生室诊室隔壁就是宋大夫家的卧室和厨房，病人多的时候，宋大夫会把隔壁卧室的沙发和床让出来。

为了照顾好这些再熟不过的病号，他还特意配了热水器、茶叶、一次性纸杯和糖果。老人来打针输液，宋大夫的妻子便赶紧倒杯热水递过去，小孩一哭，就赶紧塞一把糖果哄一哄。

除了日常疾病，宋大夫还会遇上一些特殊情况，比如夏季中暑、牧场布病、农药过敏、酒精中毒等等。

他曾接待过一位满身起水泡的病人，先前曾被当作药物过敏治疗，一直不见好，家属抱着试试的心态找到了过来。他猜测可能是天胞疮，这也是当地极少出现的一种病，于是建议家属转到市区医院治疗，最终得到了确诊。

“大病重病治不了的，直接联系转院。打架受伤的也尽量不接，都是熟人，免得引起矛盾和麻烦。”

作为村里的全科医生，从孕妇怀孕到新生儿出生，从年轻人跌打扭伤到老人慢性病，甚至村民去世的档案登记，都由他一人管理。

“我们几乎服务了每一名村民的一生”。宋大夫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了他标志性的笑容。

“这都不是什么大事”

本以为能给宋大夫打个下手，但事实上我根本插不上手。村里人只认宋大夫，所以连试体温的机会都不给我。

“拿错药和认错人都很麻烦。”宋大夫对我说。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就像是一名忘带手机却拿到600号的银行等位客人。好在是我老家，他们使用的方言对我没有加密。

“又去打牌了啊？赢了多少？老陈去了么？他手气不行吧？”

“那谁家的小子去新疆打工了？有对象了没有啊？”

“苞谷（玉米）出苗率咋样？给俩儿子家的活干完了么？”

“让你媳妇下周来体检啊，上礼拜我就跟她说了，老忘。”

“套着黄色皮的疫苗本是你家娃的，别拿乱了。”

在几个病人之间，宋大夫没有任何迟疑和停顿，看得出来，他和大家是真的很熟。

宋大夫正和大家聊着，卫生室进来一位80多岁患有白内障的老人，手上、衣服上沾满了灰尘，还没看病就哭起来了。

“苦了一辈子，现在没人管，没人疼，死也死不了，你说我怎么办？”说着老人便用手和衣袖擦眼泪。

宋大夫抓着老人的胳膊，“别用手擦啊，这不卫生。”随即让老人坐下，老人开始了长达半个小时的絮絮叨叨，最近的烦心事中，既有最近糟糕的天气，也有有一日三餐，还有自己凄惨的命运。

能给出建议的，宋大夫都给了建议，比如作息时间、饮食结构，老人这才止住了哭声。

宋大夫给老人免费打了消炎针，又开了维生素和眼药水，临走前又嘱咐一同来看病的邻居把老人送回家。

老人走后，宋大夫对我说起了老人的情况，她因为患白内障四五年没有治疗，如今几乎失明了。此前她老伴重病卧床，又花了不少钱，后来老伴去世了，儿子除了负责母亲的一日三餐，再不愿意出钱为其治疗眼疾。

“虽然农村的经济条件改善了不少，但是还是有部分村民因为能力、时间或者是家庭矛盾，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赡养老人。”

每个月宋大夫都会遇到几个这样来卫生室求助的老人，他们既没有维权意识，也不忍心和子女对簿公堂，只能将委屈咽进肚子里。

但由于卫生室的公共属性，老人们来诊所倾诉，就等于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村里的人。事后遇到老人的子女，宋大夫也会委婉地劝说几句。

其实，卫生室楼上就是村委会，有时，发生邻里纠纷的村民会来找村干部告状，没到上班点，就先到卫生室来歇歇脚。

宋大夫不忙的时候，就帮着调和调和，有的时候聊开了，两边拍拍屁股就回家了，也没去二楼接着吵架。

说到这，宋大夫“嘿嘿”两声，“你看，其实都不是啥大事儿嘛。”

我发现，并不是所有村民就诊后，都会及时交诊疗费。但在宋大夫眼中，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有的人家条件不好嘛，现在也没到秋收入账的时候，先赊着吧。”

多年来，他很少主动上门要债，年底有了钱的人，自然会主动送上门来，没有钱的，要债也是为难人家。

“只要不体检，我就没病”

见我在卫生室里实在是无所事事，宋大夫给我找了个活。

为慢性病患者做档案登记。他管理了174名高血压高危患者、55名糖尿病高危及前期患者，另外还有3个病情稳定没有攻击性和伤害性的精神病患者。

慢性病患者的数据，一部分来自上个月卫生院的体检筛查，一部分来自村医每月至每季度的诊疗和随访记录。

除了要登记在门诊日志、家庭签约服务表，还要录入高血压筛查等系统中。因为一些信息需要重复登记，不同的系统又分别属于内外网，他只能从这个电脑上查了数据，再登记到另一台电脑上。

“用电脑是我唯一不擅长的事。”包括宋大夫在内，全镇10名村医的年龄都比较大，即便卫生局做了定期的技术培训，他们对电脑的操作还不是很熟，因此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几年前退休的老村医实在完不成这项工作，只能雇用年轻人来帮忙，这或许是全国村医的现状了。

录了大半天的数据后，我对病人们的了解依然仅限于空腹血糖、血脂、心率等一连串数字符号，唯一记住的有用知识是：地平类药物用于治疗高血压，双胍类、磺脲类等药物多用于糖尿病患者。

相反，宋大夫已经熟络到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就能说出他大概的身高体重，甚至知道近期的服药情况、何时需要上门随访了。

除了慢性病患者的健康管理，村医还要做好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各类14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对宋大夫来说，基础诊疗是最拿手的工作，各类人群的健康管理也不难，难的事儿在于健康教育。

一些村民的观念陈旧，常识不足或有误，没有体检和预防的概念，生了病也不能及时、正确处理。比如，高血压患者总担心药物上瘾，不愿照着处方按时服药；糖尿病患者做不到严格控制饮食，刚刚好转一点，就向大夫炫耀吃起了糖和甜食；还有少部分人，只要身体不舒服，就先吃起了消炎药。

而老人则更让人头疼。村中的老人有很多认为自己只要不体检，不知道自己有问题，身体就是没问题，有的老人甚至认为体检抽血会抽走自己的气血。

事实上，通过乡村免费体检，基层医疗人员筛查出了不少癌症前期的患者，一部分只需要动个小手术就解决问题了。

遇到这样的老人，宋大夫只能一次次地解释和叮嘱，实在不行上门接老人来体检。

即便如此，他还是会偶尔收到上级关于“没有完成定期随访或宣教”的通知。原因在于，村民只知道如何测量血压、血糖，却不知道“随访”和“宣教”的意思，“抽查人员如果不多问一下，老百姓就随口说没做过。”

“村干部会挨骂，但是没人骂大夫”

干了32年村医的宋大夫是个村医二代，宋大夫的爸爸是老宋大夫。

根据老宋大夫的意愿，宋大夫初中毕业后就读了本地的卫校，毕业后他最初在村里是团支部书记，只有闲暇时候才到卫生室帮下忙。

那时候，年轻人的理想是上高中、念大学，然后去往城市谋一份体面工作，但往往受限于家庭经济条件，最后只能回到村里继承家业，要么务农，要么干手艺活。

起初，宋大夫对从医并不感兴趣，一是受不了小孩哭啼和老人叹气，二是当时的乡村医疗水平还很差，父亲20多平的医疗室里只有一千多块钱的药品，他总觉得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后来，老宋大夫因为劳累，患上了脑梗、心梗、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不得不卧床养病。想要治好父亲成了宋大夫的内驱力，他找来各类书籍和资料学习，又买了中药、西药和针灸，在父亲身上做起了试验。3个月后，父亲的身体逐渐恢复，可以下床走路，甚至能骑自行车了。

在得到了父亲的肯定和鼓励后，他才把更多的时间投进了卫生室里。父亲去世后，2006年，他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乡村卫生室。老宋大夫留下的秘籍和心血管疾病治疗经验，也成为了他的专长。

6年前，宋大夫曾遇到一位急性主动脉夹层患者。赶到家里时，村民已经疼得喊破了嗓子，面色苍白，呼吸困难。他本想要量血压，发现胳膊已经青紫，猜测主动脉血管可能出现了破裂，紧急联系了救护车送往市区医院。

市区的医生经过CT检查，确定了他的猜测，连夜将患者送进了ICU抢救，最终手术成功了。临走前，主治医生和家属聊了起来：没想到你们村医还能判断出这个病，而且送医相当及时，不然，病人可能就没命了。

谈起这起病例，宋大夫一脸的自豪和满足，这不仅源自家属事后的感激，也是因为得到了三甲医院权威专家的肯定，“这就是我作为村医最大的价值”。

“村干部可能会挨骂，但是没人骂大夫。”我在卫生室的这几天里，有人给宋大夫送来了槐花麦饭、有人主动帮他妻子种菜苗，也常有人主动关心他高考儿子的现状。

他到村里随访时，路过的村民总要停下来打招呼，甚至喊他进屋喝茶，能在这里维持生计，还能得到村民的信任和尊敬，这或许是他愿意留在这里的核心原因。

宋大夫有一双儿女，此前他曾强行为女儿报考了乡村医学专业，但是女儿不感兴趣，毕业后转了行当。今年高考的儿子，也明确向父亲表态，拒绝学医。

他们都看到了村医父亲的辛苦，一辈子都被拴在这里，没有尽头，也没有自己的时间。

这确实是基层医疗现存问题，2021年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底全国50.9万个行政村共设60.9万个村卫生室，相较2019年减少了7000个，相较2016年则整整减少了3万个，平均每个村子的卫生室人员已不足3人。

从2017年至2021年，我国的乡村医生数量从96.9万人减少至74.7万人。

即便如此，宋大夫仍然还是希望能有新鲜血液充斥到这个行业中来。不仅是分担老村医的压力，更是要解决农村新出现的问题。

“农村和城市一样，是不断在发展变化的，所产生的实际问题也是在变化的，我能在这30年中解决问题，但不代表我能解决30年后发生的问题，我们这样的老村医，迟早是要退场的。”

在宋大夫看来，想要干好村医，除了优秀的诊疗技术，更需要耐力和责任，只在村里干一两年，是肯定干不好的。

在村里干了30多年，宋大夫最大的心愿是可以在退休之前“转正”，成为上级医院的编制员工，这样晚年能有一份保障。为了得到这个机会，他还专门考取了成人中专学历。

不久前，省里卫健委召开了卫生健康工作会议，提到要落实村医收入待遇保障的事，这让宋大夫看到了希望。

“小王你说我还有机会吗？”宋大夫眼中充满了期待。

我无法回答宋大夫的问题，卫生室窗外，风沙又起来了，我望向窗外，能看到细小的沙子打在窗户上，噼里啪啦作响。

作者：王春晓（ heli6060@163.com）

责任编辑：刘德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