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人为什么能实干兴邦？能经商能打仗，还出了个六星上将

诺哈网2023-06-15 08:14:410阅

【军武次位面】作者：杨树

穷不丢书，富不丢猪——安徽谚语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安徽人在包括军事在内的很多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是近现代历史上的主角之一，如果说“广东人革命、湖南人流血”，那么安徽人则可以用“实干”二字来形容。

安徽，地处华东地区，与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和江西六省相接，南北长，东西窄，地形以平原、丘陵和低山为主，几种地形相间排列，山地主要集中在南部，北部属于华北平原，整体气候温暖湿润，四季分明，有明显的南北过渡特征。

这样的地理气候条件，说不上糟糕，也说不上有多好，算是中等。总的来讲，皖南多山，相对贫瘠，造就了精明、善动脑的特点，所以徽商多出自皖南，而皖北肥沃的大平原利于农耕，形成了安土重命，重农轻商的价值取向，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影响，对立共存，形成了安徽人着眼当前，注重实干的性格特征。

▲宋元时期的行政区划

要说安徽最主要的地理特征，则是“地跨江淮”——长江和淮河，一南一北，自西向东横贯全境，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安徽在中国版图上的重要地位。

行政区意义上的安徽省，其实出现的比较晚，商朝开国君主汤曾经短期定都于安徽北部的亳州；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分属吴、楚两国；三国时期则被魏吴相分。宋朝时，今天的安徽省疆界大致被“江南东路”和“淮南西路”两个行政区所分割。

▲明清时期的区划

明朝和清初，今天的安徽和江苏同属一个政区，分别叫“南直隶”和“江南省”，1667年，清政府将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安徽”这个名称取自安庆（首府）和徽州（皖的简称来自皖山，也就是天柱山），这是安徽首次作为省级行政区出现。1946年，国民政府将首府由安庆迁往合肥，新中国成立后，安徽一度被分为皖南和皖北两个省级行署，至1952年又重新合并，省界有一些小变动，婺源划归江西，盱眙和泗洪划归江苏，同时原属江苏的萧县和砀山划入安徽，最终形成了现在安徽省的基本区划格局。

▲三国演义中张辽威震逍遥津的故事脍炙人口

今天古战场已经成为合肥的一座公园

从以上变迁可以看出，襟江带淮，地处南北要冲的安徽，“上控全楚，下蔽金陵，扼中州之咽喉，依江浙为唇牙”，从来都是各个王朝或割据势力的必争之地，从秦末的大泽乡起义、楚汉相争的垓下之战、三国时期的逍遥津之战（魏吴为争夺合肥共鏖战了32年）、南北朝时期的淝水之战、南宋时期的采石大战，直到清末的捻军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淮海战役，发生在安徽的大小战争不计其数。

频繁的战争和黄河淮河带来的周期性水患，使得安徽境内的人口不断发生改变。商周时期的安徽主要还是由东夷族和山越族占据，从春秋战国开始，中原文明逐渐扩散到这里，而后的两千多年中，北方人口不断南迁，或定居或途经，使安徽成为南北文化的熔炉。

老天爷给安徽安排的地理位置，造就了集南北性格于一身，可以概括为“兼容性”的安徽文化，使安徽人成为既有北方人的豪放，又有南方人的精明的“中性”人群。这样的文化特征，再加上很早就接触到了先进的中原文明，古代世界的安徽就不断涌现出诸多推动历史发展、创造辉煌文化的杰出人物。

安徽文化传统中既有主流的儒家文化，又有一点蛮夷文化的异端色彩。儒家文化保证了“先进性”；而异端则带来了创新成分。因此古代世界的安徽可以用“人文荟萃”来形容，既有庄子、桓谭这样的思想家，也有曹操、李膺、徐铉、包拯这样的杰出政治家，张良、周瑜、俞大猷等军事家；还有建安文学、竹林名士、桐城派等文人集团，以及张籍、梅尧臣方苞、姚鼐这样的文人和诗人。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安徽之外的一流大家，如李白、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也曾长期流连于江淮，写下了诸多流传千古的名句名章，李白在后期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宣城一带，并葬于青山脚下。

安徽出人才除了数量多以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无论哪个领域，都是成批出现，如同团队和方阵一般，这就起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因为团队和集体的影响力，肯定要超过杰出人物的单个相加。哲学领域的老庄，政治领域的汝颖名士、东林党人，曹操集团和淮系集团，文化领域的建安文学、竹林名士和桐城派，商业上的徽商集团以及新安医学、新安画派等，都是如此。

▲洪武皇帝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画像，具体长啥样只能靠猜了

不过安徽人真正的全面崛起，还是从元明之际开始的。朱元璋率领着以安徽人为主体的谋士和将领集团，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元王朝，恢复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国家政权，当然，朱元璋自己也是安徽凤阳人。

安徽人建立了大明，安徽人也在明代发展兴盛起来，除了文治武功以外，徽商亦兴起于明代。徽商往往会被理解为“安徽的商人”，而实际上是指“徽州的商人”，因为徽商主要来自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在内的徽州地区（新安郡），其中又以歙县和休宁的商人最为著名。徽州多山的地貌使得务农非常艰难，要想摆脱贫困，就得另寻出路，就古代的实际条件而言，外出经商可能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明代《安徽地志》和《徽州府志》记载：“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

安徽南部山地多，相对就比较穷，但又紧邻长江，水路交通便利，顺江而下就是富庶发达的长江三角洲。这里人口众多，生活富裕，读书成风，对木料、石料等建筑原料、以竹、木为原料生产的纸、墨，以石材加工的砚（徽墨、歙砚），都有着旺盛的需求，至于盐、茶叶和药材，就更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这样一个购买力强劲的市场，又离徽州不算远，自然是经商的理想之地。

徽商就是这样以长江三角洲为主要市场而成长起来的，徽商最早起于宋代，而全面兴盛则是在明清时期，从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多年，徽商的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商团之首，外出经商的徽州人占当地人口的70%，成了“第一等生业”。经商范围东至江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辽东、南抵闽粤，甚至远达日本、东南亚、葡萄牙。

▲财力雄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徽商

往往会在家乡建立豪宅

为徽派建筑留下了大量优秀作品

徽商富到何种程度呢？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共捐出了大米6万石，白银2000万两赈灾。在乾隆晚期，光是徽商中的盐商，拥有的资本就达400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朝国库的存银也不过7000万两，如果再算上苶叶、木材、文墨等行业，用“富可敌国”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很多著名的徽商品牌，一直延续至今，比如我们经常都能听到的“张小泉剪刀”、“胡开文墨”、“曹素功墨”、“王致和豆腐乳”、“张一元茶庄”（军武菌就很爱喝他家的茶）、“胡庆余堂”……。

长达数百年历史的徽商，给安徽人树立了一个榜样，也给安徽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商业文化的特质——要做长久生意，既不能有书生意气的迂腐，又要讲诚信道义，还得精打细算，一句话，注重现实，实事求是。

到了近代，随着沿海沿江城市的相继开埠，在西方商品和新兴工业的冲击下，包括徽商在内的中国传统商人开始衰落，但历史同时又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对于安徽人来讲，近代的乱世之局，也是另一个契机，经商不行了，还可以从军从政——淮军集团，就是在这时走上了历史前台。在晚清历史上，淮军是继湘军之后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在湘军裁撤之后，编练新军之前，淮军就是大清国实际上的国防军。

说到淮军，就不能提到晚清名臣李鸿章，就如同曾国藩可以代表近代历史上的湖南人一样，李鸿章也是近代安徽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前半生比较相似，都是靠读书取功名，然后做官做事，曾国藩编练湘军时，李鸿章做过他的幕僚，后来因为湘军数量不敷使用，受曾国藩之命再编一支武装。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李鸿章在安庆编成一军，“淮军”正式出现。

淮军最初只有六千五百人，在三年内发展到接近七万人，能发展这么快，得益于李鸿章实任了江苏巡抚，掌握了地方大权，自然不愁粮饷。湘军初建时，曾国藩无地方官职，钱粮都要自筹，很是窘迫，李鸿章则更为精明，边办团练，边谋官职，官位到手，就少了很多麻烦。

▲淮军炮队

淮军可以认为是出自于湘军，但又与湘军不同，这与曾李两位创建者密切相关。曾国藩并不是顽固派，但在建军治军方面还是有一些旧观念，比如在对待西式武器的态度上，曾国藩曾这样告诫其弟曾国荃：“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洋人号令严明，队伍齐整，实不专以火器取胜……我军仍当以抬鸟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譬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兼工诗赋杂艺则佳。若借杂艺以抛弃经书八股，则浮矣”，显然还是有点“人心强于技艺”的痕迹，这也导致了湘军只是少量采用了西式枪炮。

▲身穿清军甲胄的“洋教习”，有些莫名的喜感

李鸿章则不同，1862年4月，淮军初到上海时，衣着装备与湘军无异，但李鸿章很快就亲眼见到了洋人武器的优长——“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之后，李鸿章就毫不犹豫的采购洋枪洋炮，大量装备淮军。至1865年，李所指挥下的淮军，已有洋枪三四万条，开花炮队四个营。十年间，淮军先后购买洋枪十余万支，“淮军之精外洋火器，中外交推。”

同时，李鸿章还聘用西洋教练，采用西洋操法，设局仿制西方军火，“在湘军者，则锻炼体魄，与刀矛、马枪、抬枪、劈山炮等技，以及三才、鸳鸯等阵法。淮军则全改西式，所采练手足，演枪炮各法，以及林操、行军、测绘、战阵，多不同于湘军”，甚至连口令都直接用带着安徽味的英语，比如“前进”就是“发威——马齐”（forward march）。虽然那些来自乡野的士兵很多都是文盲，一辈子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莫名其妙的发音就是向前走，但改练洋操却是中国军队近代化的重要一步。

由于坚持“洋枪洋炮”和“练军练器”，使淮军不仅在武器装备方面相比太平军有了压倒性的优势，战斗力也超越了湘军，成为清军中最精锐的部队，不仅击败了太平军，也是后来镇压捻军的主力。李鸿章把这一切归功于武备和洋操，淮军火器精良，“遇贼交锋先以劈山炮拥洋枪而行，屡获倖胜”。到光绪年间，淮军装备有毛瑟、哈奇开斯等连发步枪，骑兵则全部装备温切斯特十三连发步枪，还首建了炮兵编制，装备有克虏伯、阿姆斯特朗和格鲁森等品牌的火炮，即使与列强相比，这些武器也不逊色，在国内更是傲视各方，一直到甲午战争结束，都是清朝最为倚重的武装力量。

▲刘铭传，安徽合肥人，首任台湾巡抚

台湾近代化的奠基者，在他的治理下

台北甚至早于大陆用上了电灯

与曾国藩一样，李鸿章统制淮军也需要幕僚，但二者的幕僚又有不同，著名历史学家王尔敏这样总结：“曾国藩的幕府中，各类人才荟萃，鸿章幕府，则仅注意实用。其所罗致专家，首重经纪庶务之才。因此淮军幕府多精明练达之士，而绝少道学先生，即文学侍从之臣，亦不多见。”由上可见，李鸿章做事用人的特点可以用“实用”二字来总结——什么管用就用什么，怎么有好处就怎么来，谁能干就谁来干，没那么多条条框框（其实曹操也是这样的）。

▲1890年代的海光寺和天津机器局

李鸿章的业绩并不只是淮军，在他担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北洋通商大臣和直隶总督期间，先后建立了江南制造总局（曾国藩规划，李鸿章督办）、天津机器局和金陵机器局，在晚清的四大军工企业中，属于淮系的就有三个。除此以外，李鸿章还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江西兴国煤矿、湖北广济煤矿、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山东峄县煤矿、天津电报总局、唐胥铁路、上海电报总局、津沽铁路、漠河金矿、上海华盛纺织总厂等诸多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李鸿章视察唐山车站

李鸿章还有一些“软件”方面的举措——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兴办新式学堂，培养新式人才，系统介绍西方科技知识。以安徽人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掀起的这波进步潮流，突破了“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守旧观念和以道德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勇于将“西学”付诸实践，形成了新的经济观、价值观，视西方先进科技为必修之学，改变了重文轻武、重学轻技的传统观念，直接影响并实质性的改变了清廷对待西学和西方的态度，拓展了中国的近代化之路。

包括后来的北洋水师，李鸿章在创办这些事业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宏大的顶层设计，而是秉承了实用的标准——既然这个东西好用又有用，洋人有，我们没有，那就先学过来，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什么铁路坏了风水，什么“在人心不在技艺”，要么不理，要么就糊弄过去，先把事情搞成再说。不能不说，这种着眼当下，务实做事的风格，正是安徽文化积淀到李鸿章身上的必然结果，而在晚清那个特殊的时代，除了需要湖南人的“霸蛮”来闯出新路以外，也需要安徽人的稳健务实来具体做事。

▲李鸿章的北洋水师虽然覆灭了，

但他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在百年后又

造出了“中华第一舰”，冥冥中自有天意

虽然李鸿章创建的淮军和北洋水师在甲午战争中惨败，自己也在签下了《辛丑条约》之后不久咳血病逝，一生功业可谓收场惨淡，但这个安徽人创办的许多产业却为中国的近代化和工业化打下了基础。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就延续至今，成为今天的江南造船集团，新中国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潜艇、第一艘护卫舰、第一艘自行设计的远洋货轮、第一艘海洋考察船，都出自这里。当年的企业，百年之后再次开花结果，这正是无意中的实用之用！

在后来的民国时代，安徽也是人才辈出，这里举两个大家最熟悉的人物——在新文化运动中，两个安徽人陈独秀（怀宁人）、胡适（绩溪人）是新思想新文化的最早传播者和引路人，陈独秀更是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毛泽东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们鼓吹民主与科学，弘扬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呼吁培育具有现代文化和现代意识的新青年，倡导女性解放、男女平等、移风易俗和教育改革，对当时及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在军事方面，民国时期的安徽出了“北洋三杰”之一、曾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段祺瑞（肥西）；率军收复外蒙的徐树铮（萧县）；爱国将军冯玉祥（巢县）、张治中（巢县）；抗战时期的三位远征军将领戴安澜（无为）、卫立煌（肥东）、孙立人（庐州）均出自安徽；国民党政府退至台湾后，曾出任总政战部主任的二级上将、坚定的统派人物许历农，也是安徽贵池人。

在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中，王明和王稼祥是安徽人，在新中国的开国将领中，有安徽籍上将两人——洪学智（金寨）、李克农（巢县）。洪学智于1988年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国也是全世界唯一两次被授予上将的军人，被称为“六星上将”。李克农则是情报战线的高手，是开国上将中唯一没有带兵打仗经历的将军，人称“特工之王”，毛泽东这样评价他：“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安徽籍中将共有12人——皮定均、杨国夫、李耀、张贤约、陈先瑞、林维先、聂鹤亭、徐立清、陶勇、梁从学、曾绍山、滕海清。今天，现役的安徽籍将军仍有74人（截至2015年，含武警）。

在科教文化界，安徽也屡有大师级人物出现，中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歙县）、中国计算机之父慈云桂（桐城）、两弹元勋邓稼先（怀宁）、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合肥）、数学大师江泽涵（旌德）、美学大师朱光潜（桐城）、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太湖）、作家张恨水（安庆）、历史学家唐德刚（合肥）……名单太长，如果列出来将是长长的一串，这里就不再赘述了。但总的来看，在安徽籍的杰出人才中，实干型、工程型占了绝大多数，这正是安徽人踏实务实这一特点的体现。

今天大家想到安徽，可能首先想到“穷”，那么安徽到底穷不穷呢？如果从经济总量来看，安徽的GDP只相当于浙江的一半，大约是广东的三分一，的确说不上富，但在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里，安徽的排名大致是第13位，按人均可支配收入算，也是这个名次，属于中等水平，所以总体上并不能用一个穷字来概括。

▲黄泛区几乎覆盖了半个安徽

之后以会有安徽“穷”的传统印象，一是安徽南部山区的传统农业本来不发达，二是抗战时期黄河花园口人为决堤造成的黄泛区，让原本还算富足的安徽北部平原被大水淹没，人民流离失所，土地沙化盐碱化，这一下就好几十年缓不过劲来，不过，经建国后几十年的治理和发展，黄泛区之害已经基本消解了，只是恢复起来尚需时日。三是安徽的位置不南不北，不东不西，又不沿海，没享受到多少国家的政策性红利。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安徽的能人都跑到北上广深这些地方去了……。当然，不独安徽如此，全国各地都是这样，有理想有追求的年青人，基本上都要到一线城市去寻找梦想，打拼事业。比如军武次位面的创始人、总导演、资深死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