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所中学的老师开始弹性上下班

压力还是存在，但这个制度的意义在于，在应对压力时，给予了老师“松一口气”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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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杭州四季青中学的92名老师来说，“迟到早退”不再是个问题。

在确保正常教学活动的前提下，老师们被允许每周用两个晚自修的时间换“迟到早退”的“双减假”，一个月拥有半天“亲情假”，工作日有应急的“零星假”。

2021年9月，“双减”政策两个月后，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试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工作制”。在杭州市91所初中里，它是最早践行该项制度的中学之一。

“很开心啊！”大多数老师听到这些假期的第一反应均是如此。在教学、科研和竞赛评比的繁重任务中，它如同隔离杂质的真空地带，让教师有了“松口气”的机会。这一制度也让四季青中学备受关注，其关于弹性工作制的举措总是出现在本地媒体上，引发网友热议。

今年3月11日，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谢家湾教育集团党委书记、总校长刘希娅建议：根据教学安排，积极探索推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再次将公众的目光聚焦在教师弹性工作制上。

此时，弹性工作制已在杭州四季青中学运行了一年半的时间。作为一份样本，这所中学的经历，讲述的是一项微小的制度如何被实施、并在教师群体中内化，又如何成为关键的杠杆，支撑起工作与生活的平衡。

给老师松绑减压

2月的一天，下午近4点，阳光穿过林荫，照射在“浙江省杭州四季青中学”的牌匾上。学校外面的马路上，驶过寥寥几辆轿车，间或伴有一两辆电动车，显得道路格外空旷。

林伟知道，2个小时后，这条道路将充满拥挤的车辆与急着接孩子的家长。往常，他是迎接高峰的人之一，但这一天，他顾不得学生与家长，只想赶回家为客人烧一顿好菜。

“双减假”请起来很方便，向学校办公室申请后，不过几分钟就通过了。作为班主任，林伟提早向任课老师交接了管理工作，下午3点40分，他便可以下班了。

对于杭州四季青中学的老师来说，下午的阳光并不常见。林伟看到的，往往是暗夜华灯。他在这所中学工作10年，如果不是一年半前“弹性工作制”的实行，他很少有机会从沉重的教学任务中抬起头来，见到另一种“风景”。

自温州调到杭州后，林伟感觉教学压力变大了。他总是做班主任，将一个班从初一带到初三。他察觉到，近几年，老师们的压力来自于三方面：家长的高要求、学校的升学率、学生的全方位发展。生活就在这些压力中被搓磨了。女儿已是大学生，他仍在为初中时无法给予她足够的关心而遗憾，在家庭分工中，也是妻子承担了更多家务，担起了照顾老人的重担。

像林伟一样，老师们想要照顾父母、陪伴孩子，只能挪到周末以及寒暑假。然而，也会有许多科研任务、教研活动、教师培训，充斥在这些法定假期里。家长也会在这些时候，随时联系。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双减”政策开始实行。政策落到四季青中学每一位老师身上，意味着一周有两次，他们需要负担起晚托管服务，延迟至晚上8点至8点半下班。

对老师而言，工作向生活的领地又侵入了一步。英语老师韩林梅这样描述承担晚托管服务的感受：“那会造成一种错觉——我从早到晚都在工作，一天都被工作占满了。”

校长倪敏之前是杭州市政协委员，她时常连同其他几位校长，提议关注教师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给老师减压。这项提议来自于她的观察——她发现，教师的生活一直让位于工作，以至于他们“做个手术、开个小刀”的时间，都要延后到寒暑假进行。

然而，起初也仅仅止于提议，她的心头有诸多顾虑：没有先例，一旦开始了，会不会失去控制、无法管理？“我是害怕的，我不敢放手去做。”

转机出现在2021年9月一次“上城区初中提质强校行动”的入校诊断中。倪敏清晰地记得，在诊断会议上，指导专家分析了与该校老师的对谈后认为：“该所学校教师敬业、工作努力，但老师也有一些焦虑，感觉到压力很大，压力来自于生活与教学质量两方面。”

倪敏听到专家建议：“可以实施教育部的关于教师弹性上下班的建议，给老师松绑减压。”那一刻，她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

“万一92名老师都请假怎么办？”

杭州四季青中学并不顶尖，它是公办中学，生源不如民办。唯一有些特别的是，它是一所“低起点，高出口”的学校。韩林梅介绍，“我们接收的学生参差不齐，但中考第一批上线率却高于杭州市平均水平。”

学校位于杭州市上城区，相隔不到一千米，就是杭州最大的服装批发基地——四季青服装市场。它为四季青中学带来一半的生源。学生基础参差不齐，却能收获较大幅度的进步，压力几乎全垒在老师身上。韩林梅感慨：“我们中学最能反应杭州初中老师的工作状态。”

一个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需要个性化辅导。为了补齐短板，老师会在午间半小时与下班后一小时里，见缝插针进行辅导。“早上一个比一个来得早，下班的课后辅导也一个比一个拼。”林伟介绍，为了提高升学率，针对每一届学生，都会有具体的提升指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这所学校的老师敬业、拼命。有时候，班主任林伟会因为学生成绩提不上去而感到焦虑。

不仅是教学压力，韩林梅也发现，“不像以前，老师只要把书教好就好了，现在非常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原来可能更重视的是成绩，现在学生的心理状况，也需要老师关注。”每个老师同时是德育老师，对心理压力重的学生进行疏导，班主任也需要时刻“盯紧”学生。倪敏记得，曾有一位学生因为母亲生病，心情沉重，有一天直接冲向了六楼，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立即察觉，把学生拉了下来。

倪敏今年54岁，一辈子都在这所中学教书。在老师们眼中，倪校长性格直爽，愿意紧跟新的教育潮流，也会为老师着想，热衷帮单身老师解决婚恋问题，也不吝帮助同事。与大部分校长不同，她同时也是一名一线教师——自1999年进入学校管理层，她一直没有放弃授课教学。因此，她清楚教学压力的每一分刻度。

指导专家走后的一个星期，倪敏就召集学校管理层，讨论如何“弹性上下班”。每一项假期都经过反复考量：“双减假”是一周两个晚托管换一天“迟到”或“早退”，那一天你可以选择早上9点30分上班，或下午3点40分下班，之所以选择这个时间，考虑到可以避开早晚高峰；“亲情假”是一个月半天，在确保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可以用这半天陪伴父母、子女；“零星假”延续了之前的措施，在一天的工作时间内，抽出2个小时作为应急。

听到这些假期的第一反应，是惊讶。在例行的教师会议上，英语老师董芳芳第一次听说这些假期，她记得，等校长解释完，在工作平台上看到，相应的假期申请栏目已经开通，从这一天起就开始正式实施，她才感到踏实，“感觉特别开心。”

那几天，在食堂、在办公室，在交谈的停顿处、休憩的间隙中，大家都在讨论这些假期。“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可以用到这些假？”“它怎么使用？什么时间可以使用？”“审批到什么层面，需要校长同意吗？”

一两个月之后，老师们都亲自尝试过这些假期，讨论的声音才慢慢减弱下去。

制度真正实施后，倪敏也提心吊胆：“万一92名老师都请假怎么办？会不会出现无休止的请假，或者一个老师每天都请假？”试行了一个月之后，她做了一个统计，发现请假的教师人次在可控范围内，才放下心来，“完全是可控的。”在下一个学期，她又为老师增加了30分钟课间运动的项目。

这个项目在网上掀起了小小的涟漪。“这样老师更累了。”“能不能放过老师？”“教育工作最怕瞎指挥。”倪敏把这些评论看在眼里，“每一个改革都是有压力的。”她认为，这个争议仅仅是实行弹性工作制实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波澜，作为最早的试点之一，周围学校都在关注着这项制度的成与败。

“只要学校里的老师认为这是好的，我就可以做下去。”倪敏觉得，老师们也确实从中得到了益处。有一些老师还会问她：“我有两个晚托管，能不能一周两次双减假？”

回到生活的领地

如同做一道算数题，董芳芳“计算”着使用这些为数不多的假期。

她把一个月半天的亲情假用来陪母亲看病。去年，六十多岁的母亲得了癌症，病情稳定后，需要每三个月来杭州医院做一次检查。大医院流程复杂，董芳芳必须亲自到场，陪母亲问诊。

一周一次的双减假，则被用来接送小学四年级的女儿。从前，她上班时间比女儿早，下班时间比女儿晚，女儿被爷爷奶奶接送着长大。但女儿会撒娇、耍赖，祈求董芳芳出现在她的学校门口。然而，周末带女儿出去玩，是她唯一能补偿的方式。如今，她一周能有一次的机会接送女儿，“现在如果我跟我女儿说，我明天能去接你，她可开心了。”

董芳芳对假期的使用是老师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例。这所中学教师的平均年龄是40岁。一个最常见的教师画像是，上有老人赡养、下有小孩照料的中年群体，生活压力并不小。弹性工作制的实施，让老师得以回到生活的领地。

林伟一直后悔，在过往的许多年里，自己没能参与一项女儿学校举行的亲子活动。以前，林伟无奈于“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需要为工作让步”。去年，林伟使用了一次双减假，用来接待一位远道而来的好友。这是林伟第一次感觉到“我不用为了工作，放弃我生活的某一件事情。”韩林梅也会用“双减假”重拾年轻时的爱好，与好友打打球、一起锻炼。

韩林梅说，“这是双赢的，老师们有了生活的同时，教学质量也不会受到影响。如果我今天打算请双减假，工作时我的效率会更高，学生也会提高自己学习效率。下班后，其他老师也会很自然地承担起管理班级的任务。”

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些假期已经内化进教师的工作与生活中。他们熟悉哪一项假期更适合自己，文科老师会经常使用下午的双减假，因为早上需要陪伴学生晨读，理科老师则没有这个顾虑。假期也并非适用于每一天，他们一般选在没有课，也没有教研活动的时候，才会申请使用这些假。

倪敏坦言，这仅仅是她能够做到的，一项微乎其微的事情，“不能完全减轻老师的压力”。

要保证升学率、保障教学质量，弹性工作制在这时很难发挥作用。工作一忙起来，任务繁重的教师会选择放弃假期。吴君就是其中一位。自弹性工作制实施一年半以来，她请假的次数不超过10次。这笔账很容易算清楚——作为数学老师，她会有一种“牵挂”，“下课后我要给学生答疑，我走了今天的答疑没解决，明天又会有新的疑问产生。”而相比起学校里等待答疑的数十位孩子，吴君的家里只有一个孩子，“儿子可以晚点回去再管他。”

压力还是存在，但这个制度的意义在于，在应对压力时，给予了老师“松一口气”的选择。

没成为教师之前，韩林梅没想到教师是一份如此“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的工作。从业13年，工作逐渐浸润了她的生活，她常常觉得自己停不下来，真正休息放松的时候，她也习惯性地会翻看手机有没有出现家长的新消息。

对她而言，这个制度如同音乐的休止符，给了她一个“放慢工作节奏”的机会。如今，一个月有一两次，指针指向下午3点40分的时候，她会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告诉学生：“老师今天要提早下班了。”

“没问题。”学生们与她愉快地道别。

（应采访对象要求，林伟、韩林梅、董芳芳、吴君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 徐巧丽

责任编辑：刘德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