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一场经济战!49年解放军是如何干掉上海投机商的?
【军武次位面】:杨树
共产党与投机商的第一次对决
1949年5月,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非常明朗,解放军高歌猛进,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溃不成军,打不赢任何一场战役,保不住任何一条交通线,守不住任何一座城市。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很快就放弃了南京。因为在南京死扛,不仅毫无胜算,还会将大批部队送了人头。不过,有些地方,却投入了重兵防守,比如南京东南方向200多公里外的上海。
▲国民党守军就这幅形象
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国际化都会,远东重要港口,中国轻工业中心、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更是四大家族资产高度集中的地方。
国民党军在上海部署了25万人,市区内外共有3000多个碉堡,4000多个钢筋水泥永备工事,一万多座野战工事及2万多颗地雷,还有军舰20艘,分布在白龙江口至宝山城一线的长江及黄浦江江面,准备固守6个月,“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等待国家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然后翻盘——这个阵势,远比南京重视得多。
▲上海战役
国民党军要死扛,但解放军更为强大。
5月12日,在粟裕指挥下,解放军42万人采取“快速跃进、勇猛穿插、迂回包围”的战术,从西、南方向多路攻入市区,仅15天就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全歼守敌,这还是在为了最大限度保全上海,对重武器进行了限制的前提下完成的。
这个上海解放战役,解放军共毙伤敌军1.5万余人,俘虏9.4万,投诚4.3万。共计消灭敌军约15万人。
▲解放军进入上海的珍贵彩色影像
在军事上,上海已经被攻占,但这并不等于真正拿下了这座城市。消灭了有形的敌人,还有更多更难的无形斗争在前面等待着。
对此,上海的解放者是有所认识,也是有所准备的。在进攻上海之前的5月10日,陈毅就在丹阳城南的大王庙里,向几百名接管干部作了入城纪律的教育。
“野战军到了城市,不能野!”
“一切打仗我们都胜了,可是上海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与外国人打交道等,我们不一定样样都行。上海很复杂,我们都不大懂,不能自大、吹牛。上海一个月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张大口又要饭吃……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
▲第三野战军编印的《城市常识》
普及红绿灯,上下车,买票进公园等细节
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抽调5000名干部组成接管机构,制定了接管计划和警备措施,数以千计的干部从各解放区、北平、香港日夜兼程赶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著名的“上海通”,如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刘晓、从事文化工作的夏衍、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许涤新等。
战役进行期间,上海地下党将上海的电力、供水、通信、交通、银行、工厂等设施和单位基本完整的保存了下来,上海没有断电,没有断水,电话畅通,邮政正常,给接收工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底子。
准备工作很充分,考虑得非常周到,城市设施也基本齐全,一切都不应该有什么问题。
▲上海人口众多,需求巨大
然而,管理这样一座超级大城市注定不会那么轻松——“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得0分”,这样的说法不胫而走。国际舆论也普遍不看好,“共产党无法保留权力,因为中国从未实现工业化,经济无法自立。”
这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国民党政府留下来一幅烂摊子,虽然硬件基本完好,但工业(特别是轻纺)处于半瘫痪状态,开工率不足30%,刚刚挂牌的人民政府,掌握的米面只够维持半个月,煤只够烧7天,黄金之类的贵金属早已被运到台湾。
国民党宣称,只要上海的经济崩溃,共产党就得自动退出,“八月半”就能“回到上海吃月饼”。
这个战场之外的仗,能打赢吗?
新政权遇到了第一个挑战,就是货币。
在上海刚刚解放的5月27日,北海银行8辆满载的道奇十轮大卡车从江苏丹阳出发,来到外滩中国银行。卡车上装的,既非粮食布匹,也不是武器弹药,而是非常特殊的“物资”——人民币。
1949年的上海,人民币还是个新鲜事物,刚刚经历过史上罕见的通货膨胀,深受其害的市民,在一切纸币面前都是惊弓之鸟——这票子管用吗?有含金量吗?会贬值吗?
货币是用纸印的,本质上只是个价值符号,是否管用,是否坚挺,要以发行方的信用来背书。无论是法币还是金圆券、银圆券,国民党政府所有金融改革全部失败,原因之一就是腐败无能,信用破产。
▲北海币
共产党的信用如何呢?其实,从红军时代开始,共产党就已经学会了商战和金融战,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依靠高效的管理和动员能力,以根据地充足的出产为信用基础,不仅解放军后勤无忧,甚至还能赚上一笔(请看《七十多年前“土八路”也会打贸易战?鬼子老蒋都不是对手》)。
前面提到的“北海银行”,就是山东解放区在抗战时期设立的金融机构,发行的钞票为“北海币”,赢得了对日伪的金融战,后来还成为山东和华中解放区的法定货币。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后,北海银行成为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北海币统一于人民币。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行,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跟进到哪里。
上海刚解放的5月27日,军管会即发布公告,人民币为唯一合法货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流通。6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开始兑换。
对金融并不陌生,还有解放军的武装力量为后盾,只要将人民币投入市场,回收旧币,强制流通,不就OK了吗?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容易。
▲第一套人民币,以工农为形象
首先是数量问题。
中财委曾初步估算,要全部回收上海的金圆券,大约需要4亿人民币。
但运行起来才发现,因经济恢复、旧人员收容、救济灾民、公教人员发薪等需求,实际需要的货币数量超过预算的10倍,仅靠从解放区运来的纸币远远不够,陈毅在5月底就向中央财经部发出了“请求拨30亿元人民币”的紧急电报。
▲为了给人民币提供纸张,华润公司几乎买空香港存货
只靠解放区印钞票也是不够的,5月28日,军管会发布了财字第一号接管令,以解放区带来的钞票原版,使用被地下党保住的原国民党中央印制厂的印刷机,当天下午就开印人民币。
虽然印刷量很大,工人们加班加点,十分辛苦,但总归还是算是好解决。
其次就是人民币的信用问题。
这比印钞票要难得多了。人民银行的工作人员发现,早上发行的人民币,晚上差不多又全部回到了银行,以人民币结算的各种商品,还是天天涨价。
市民们的确把金圆券都兑换成人民币了,但一拿到手,要么立刻去买东西,要么兑换为更保值的货币。一是美元,二是银元,三是黄金。其中数量最大,最普遍的是银元。
在解放前的一个月里,银元的金圆券价格狂飙了20000多倍,这一趋势在解放后仍然继续,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银元的人民币价格上涨了15倍!这相当于人民币贬值了15倍,南京路上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甚至出现了用银元标价,拒收人民币的现象。
再这么下去,人民币就会变得和金圆券一样了。
老百姓有兑换银元的冲动,就有人利用这种冲动牟利。不少在上海摸爬滚打几十年的投机商看到了“商机”,炒作银元,致使银元价格猛涨,各类物价随之高企,人民币大幅贬值。
▲囤积居奇,屡试不爽
市面上流言四起,“解放军能打进来,人民币打不进来”。气象学家竺可桢在日记中写到,“5月27日,亦有店铺可换人民券者,大头一元换三百元……6月3日,大头换一千元。”
人民政府首先采取了经济手段,通过增加银元供给的方法来使银元降价。
6月5日,投放了10万枚银元,第二天又追加了31万枚,但没有任何作用——上海这个市场远比其它城市大得多,水太深了,这点投放量只能是泥牛入海,银元价格甚至还涨到了2000!常规金融手段居然失效,这是新政权没有估计到的。
其实,问题的根本还是老百姓对人民币的信心不足。
▲老油条碰到了新对手,投机商低估了新政权杰出的组织动员能力
建立这个信心,就必须要显示出果断的决策能力和强大的治理能力。于是,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专门会议,根据邓小平、刘伯承的建议,陈毅果断决定,重拳打击炒作银元的不法商人。
打击的重点是始于1933年,曾由黑老大杜月笙任董事,号称远东第一证交所的“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这里正是银元投机商集中活动交易的地方。
6月9日,400名民警被召集起来领受任务,并集中过夜。第二天上午,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宋时轮亲自率领一个营包围了证券大楼,民警进场控制,勒令停止一切活动,并搜查了各投机商号,抄没黄金3642两,银元39747枚,美元62769元,取缔了一切银元交易黑市,234人被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一天一夜之间,银元投机的毒瘤被一刀割掉,银元价格立即下跌。上海市民拍手称快,“‘大亨鼠’完蛋了,共产党真有办法!”一周后,市面上已经很少能看到银元,老百姓有了使用人民币的动力和信心。
▲上海学生举行反投机游行
这种打击投机的力度和决断,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上海打虎”也没有办到的。因为这颗毒瘤就长在四大家族身上,自己割自己,岂是那么容易下手?纵使蒋经国有再大的决心,也扛不住来自内部的压力。
但共产党却没有这个顾虑——依靠人民,不讲私利,什么瘤子脓包烂肉,该切就切,毫不犹豫。
现在,解放军进了上海,人民币也进了上海,金融战的第一仗“银元之战”,赢了。
但事情没有结束,要维持上海的运转,除了人民币要坚挺,更要有实打实的物资。对于投机商人来说,银元不能炒作了,可以炒其它的啊,只要是强烈需求的商品,统统可以炒嘛。
这其中又以“两白一黑”最为重要,“两白”就是米和棉,“黑”就是煤炭。
米是主食,棉做衣服,发电要用煤炭,全是市民离不了的刚需,一旦紧缺,就成了最好的炒作对象。尽管成功打击了银元,但在6月至7月间,上海大米价格仍然涨了4倍,面粉、棉花、煤炭价格上涨二至三倍,市民苦不堪言。
由于上海的经济地位,通常上海物价一涨,各大城市也都跟涨。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准备不足吗?并不是。
在打击银元的同时,陈毅就将进上海之前准备的,从各解放区筹集来的1亿斤粮食和上千吨煤炭投入市场,本以为至少可保证上海正常运转一周。但仅一天就如泥牛入海一般,被投机商全部买进吃下。
投机商的钱用完了怎么办?借嘛!因为获利前景诱人,哪怕借高利贷也在所不惜。
仓库堆满粮棉,市面上惜售紧缺,简直就是银元之战的翻版。
这还真是个问题——炒作银元,投机商违法,因为银元不是法定货币,抓捕打击顺理成章。其它物资,无论交易量多大,都是合法买卖,不能用行政手段强行禁止,但又不能看着奸商囤积,怎么办?
显然,这不是上海一个地方能解决的事情,因为几乎所有的东西,上海本地都不产,都要从外地运。
于是,上海军管会向华东局求援,华东局研究后,认为这也不是华东局范围内能解决的,又呈报中央。然后,中央派了一位大员兼高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来到上海主持财经工作。
▲我来了,奸商们颤抖吧!
陈云是1925年入党的老革命,曾主管中央特科,长期负责财经工作,在解放战争又主持过很多城市的接收,经验十分丰富,军管会就是陈云率先在沈阳使用的。上海人民币保卫战,从高层的决策上讲,也是陈云拍的板——上海的奸商们这回碰到了硬茬。
陈云到上海后,立即召开财经会议,明确了战略战术:
“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
“解决上海困难,必须从全局出发,由中财委统一调动全国物资支援上海,打赢这场经济仗。”
然后,一场秘密行动展开了——全国支援上海。
在中财委统一调动下,大米由苏北、苏南、皖南地区筹集,煤炭由淮南煤矿输送,中南地区则准备棉花。当然,这些还不够,中央又指示“潜伏”在香港的华润公司,从国际上大量采购“两白一黑”,货源非常充足。
但风险并不是零——物资相当于兵力,全国支援上海,就等于削弱了其它地方的力量,而投机者哪里都有。如果设计不周,就算按下了上海这个葫芦,别的大城市(比如广州、天津)也会起了瓢。
不巧的是,1949年秋季,华北遭遇天灾,粮食大幅减产,形势真的很严峻了。陈云非常担心,如果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南北一起布粮同涨,将两面受敌,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陈云打起了心理战,他急电东北,要求每天派发一趟装载粮食的列车到北京,而且就在在天坛建仓存粮,还要求每天必须扩充库容。
这个类似于“唱筹量沙”的妙计果然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这个情况,一致认为政府手中粮食充足,还越来越多,没敢轻举妄动。
北方稳了,陈云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调集粮食,从四川征集到4亿斤,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浙皖运来的粮食,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
陈云进行了估算,三道防线加起来的粮食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吃一年半,而实际上调往上海的粮食超过了50亿斤,足够打5场淮海战役!
1949年11月13日,陈云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要求全国各主要城市做好准备,于11月底至12月初同时抛售。
“弹药”备足,就等好戏开锣。
国营粮食公司一贯以前一天的收盘价为第二天的开盘价,而到了11月下旬,这一规则改变了,开盘价高于前一天的收盘价,给投机商造成一种粮食快要接济不上的假象,以强化其囤积心理。
11月25日,当物价达到高峰时,随着一声令下,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等8个主要城市同时抛售。
一开始,被蒙在鼓里的投机商还在争相抢购,然而一阵疯抢之后就发现情况不妙——国营公司不慌不忙,还在源源不断地大量抛售,隔一小时跌一次价,但此时他们已经资金耗尽,再也吃不下去,只能跟着抛售。
结果,越抛越贱,市场饱和,价格大跳水。
一天之内,纱布价格下跌一半!十天之后,“两白一黑”跌到谷底,投机商不仅亏了血本,还因为支付不起高额利息而破产,借出高利贷的钱庄又因为收不回贷款而倒闭——这一拳打了一串。
其实,就算是还能吃下,后面还几十亿斤粮食和数不清的棉纱、煤炭在等着——谁能把上海好几年的物资都买下?与整个国家死扛,再大的投机商也只能望洋兴叹。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又催征税收,收紧银根,冻结贷款,向投机商几路进兵。投机商腹背受敌,纷纷破产。仅十多天的时间,人民政府大获全胜,不法投机资本从此一蹶不振。
这里也需要强调一下,被打击的只是危害正常经济秩序的投机分子,不是所有私营经济。当时的政策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于那些拥护新政权,守法经营的民营企业主,不仅不会打击,其合法利益还会予以充分保护。
通过“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在上海混了几十年,在国民党和日伪统治下一直都风生水起的各大投机商彻底垮掉,上海真正获得了新生!
上海,这座从小渔村发展起来,曾经遍布着租界和投机分子,畸形繁荣的城市,终于不再是“冒险家的乐园”,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家园。
后来,中国第一代国产轿车、第一艘潜艇、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艘万吨轮、第一辆标定型自行车、第一家手表厂、世界首例断手再植手术……这些令人骄傲的纪录,都诞生在解放后的上海。
▲首任上海市长,能武能文的陈毅元帅
给新上海开了一个好头
从1949年至90年代初,上海市上缴的财政收入占全部中央财政的16%以上,现在差不多占10%,人均GDP超过了2万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总GDP超过了西班牙,已跃入发达国家水平。无论经济水平、人民素质、治理能力,上海都位居中国前茅,在许多外国人的印象中,上海就是中国的象征。
这一切,都始于那两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国人,能管好自己,能赚更多的钱,同时还能交到朋友——立国之战,不仅发生在朝鲜,也发生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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