牺牲4名边防战士后，我军依旧选择救治被抛弃的印军俘虏，值吗？

宽待俘虏是一项政治工作。

随着官方首次公开中印边防军队在喀喇昆仑地区冲突的现场视频，中印边界冲突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

面对兵力数倍于解放军的外军侵略行径，中国的边防战士们毫不胆怯，誓死捍卫祖国领土的身影，也再次让人动容。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烈士纪念碑上，自此多了四个崭新的名字。

▲陈红军、陈祥榕、肖思远、王焯冉

而当时冲突的一些细节，也随着相关报道而曝光。

比如，就像此前流传的，冲突的确发生在夜间，印军后来也确实被打得溃不成军、四散而逃。

▲冲突现场

而在慌乱的逃窜中，大量印方越线和伤亡人员没跟上主力部队，就这么被遗弃在了战场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战俘。

如果这些印军伤员得不到及时援助，长期暴露在天寒地冻的高原环境下，那么等待他们的只有死路一条。

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这些伤员进行救治，并给予一定的生活保障，让这些印军幸免于难。

但部分网友痛心于解放军战士的牺牲，难免就会质疑了，这样真的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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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待印度战俘非首次

这不是中国解放军第一次宽待印军俘虏。

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中国作战部队无一人被俘，反观印军作战部队，整场仗打下来，多达3968名印军成为我方战俘，其中包括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另有校官26名、尉官29名。

这些印军很多都是在解放军进攻时四散逃跑，钻进深山中躲藏，然后被解放军搜出来的，印军被俘时，大多往往连头也不敢抬，见到解放军比见到自己长官还要老实。

因为早在开打前，“成为中国战俘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被杀头活埋，要么被充当苦力”类似观点就被灌输到了他们的脑袋里。

▲被俘虏的印军，左下角为投降的达尔维准将

但是真当他们被解放军俘虏后，才发现，别说杀头活埋，战俘收容所里就连一起侮辱殴打事件都没发生过。

每当在树上或者岩洞等地发现快要冻死的印度官兵时，解放军总会想尽办法将其抬回营地救治。

▲得到救治后的印军向军医表示由衷的感谢

到了收容所，中国参战部队对印俘切实做到不杀、不打、 不骂、不侮辱、不捆绑、不搜身等“六不”纪律。

印度第7旅旅长达拉维是众多战俘中的级别最高军官，他被俘前戴的金表和钻石戒指，直到回国了都还在身上，这让他直赞解放军是“一支文明的军队”。

而在物质生活方面，更是包吃包住，与我军同级别战士享受几乎相同的待遇。

蛋粉、牛羊肉、绿豆等主副食品供应充足，每隔一段时间还配发新的御寒衣物（印俘军官较士兵的生活待遇略高）。

到了印度的重大节日比如国庆日，部队还会改善战俘伙食。

▲正在吃饭的印军战俘，显得很开心

同时为了安抚战俘情绪，更是会时不时地安排一些业余活动，包括体育比赛，以及放映电影，这可是当年中国很多普通老百姓都享受不到的待遇。

电影内容五花八门，有宣传中国宽待战俘政策的《战上海》、《战火中的青春》，也有边界问题真相教育的《中缅签定边界条约》、《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等。

▲当时的影片，如今只能找到零星几条报道

而在印度一些传统节日来临时，甚至还会为他们准备了过节用品，比如灯节时举行礼仪需要用的蜡烛，洒红节需要用的红颜料，让印度战俘欢度节日，这让一众印军喜出望外。

那些身居要位的军官，待遇就更不用说了。

在战俘遣返前一个月，中国特地安排了达拉维在内的26名印度将校军官，组成旅游团，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杭州、无锡等多个城市，参观游览了一番。

当时一名叫提瓦力印度中校战俘，后来回忆起那段经历，“我们在北京游览了长城、十三陵，观看戏剧、杂技和南亚风情的歌舞演出，受邀观看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和焰火表演，其中达尔维（印度准将）还被安排坐在观礼台上。”

▲印度军官战俘们参观布达拉宫，

中间的就是达拉维准将

日久见人心，时间一长，这些印俘逐渐意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并非是印度官方宣传那般，这才放下警惕。

以至于一些印度俘虏按照收容所的规定外出劳动，别误会，这可不是为中国军队劳动，而是为他们自己打水、扛米、运粮，完成后都开始居然向收容所管理部门提出薪酬待遇的问题。

▲真把打仗当成打工了？

当然，中国的宽待政策也是卓有成效，不少归国后的印度士兵表示支持中国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主张。

包括提瓦力在内的多名印度军官归国后也提出，1962年战争是一场新德里自取其辱的不正义战争，印度军人为此流的血不值得。

而准将达尔维回国后，更是写了一本叫做《喜马拉雅的失策》书，抨击了印度政府，强调印中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相处。

还有一名叫车隆的印度士兵，在战斗溃败时被上司丢在深山里，靠吃草皮苦撑了三天。解放军某部连长李荣汉在搜山时发现了昏死过去的车隆，把他背出深山，在山脚下拦住一辆中国军用吉普车，从车上下来的是54军副军长韦统泰，车隆睁开眼看到中国将军吓了一跳，韦统泰下令马上把他送到后方医院抢救。

车隆最终被救活，随后被遣返回印度，有记者问他在中国的感受如何，他激动地说：“我乐意一辈子当中国的俘虏！以前我恨他们，那是以前”。

这效果，难道不比单调乏味的宣传单要好?

再对比去年中印边界冲突，62年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中，激烈惨壮程度明显要远胜于前者，对待印度战俘尚且如此，对待印度战俘态度，更不必说。

更重要的是，是否采取宽待战俘政策从来也就不是依据我军伤亡来进行决策的。

既然如此，那又是什么支持了我军的宽待战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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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宽待俘虏？

众所周知，死亡和俘虏是战争的两大悲剧。

从收容、管理、遣返等战俘安置流程的每一个细节都时刻牵动着全人类的眼球，稍有不慎，就会招致他人议论。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定南中，

战俘工作做得相当成功

因此，对所有国家而言，打赢了仗并不代表战争就结束了，随后面临的双方战俘安置等后续工作同样不可忽视。

中国对战俘安置工作的重视，还要远胜其他国家，几乎已经提高到了国家军事战略层面。

在党和军队早期历史文献中，宽待俘虏的相关政策就已经频繁露脸。

1928年2月，工农红军宣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俘虏政策，“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受伤者给予治疗，愿留的收编入伍，愿走的发给路费”。

到了1937年10月，更是将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并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这句话的前半部分，是做了定性，宽待俘虏属于政治工作范畴。

▲来看看这句话

政治的这个定义，用在这里就非常契合，至少明确了宽待俘虏的两大目标：瓦解敌人和团结朋友。

瓦解敌军的第一层含义就是，瓦解敌方战斗意志。

二战时期，太平洋战场上的战争怪胎日本神风特攻队，正是以其悍不畏死的自杀式袭击而著名，给不少目睹实景的盟军海军士兵留下心理创伤。

但事实上，军队中真正不怕死的战士的却是少之又少。

如果一开始就知道，成为敌人的俘虏，非但不会受到折磨，竟然好吃好喝供着，过段时间后还能安全回家和家人幸福团圆，那么又会有多少士兵愿意在绝境之中，同敌军死斗到底呢？

这个问题在一些实行志愿兵制度的西方国家可能还要更加突出点。

正是如此，在进行军队宣传时，军队宣传都会选择将敌军刻画成丝毫不讲人道的残忍刽子手，而沦为战俘就意味着死亡和无止境的折磨。

日本二战即将战败之际，就出现过类似宣传，比如“如果这场战争失败，所有的日本男人会被阉掉”，“所有的女人都将成为美军的私人用品”。

▲号称最后投降的日本士兵，小野田宽郎

而各国对待战俘的差异性，也就导致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选择性投降”，即哪支军队对战俘好，就向哪支军队投降。

二战快结束时，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远在东线战区同苏联作战的德军，不远千里奔赴到西线，甚至一边抵抗苏军的追赶，一边向西边的美军方向撤退。

为的就是向美军等盟军投降（他们并不知道后来的莱茵大营）。

▲世界头号俯冲轰炸机王牌鲁德尔

比如德国空军王牌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作为唯一一名获得过钻石金橡叶佩剑骑士铁十字勋章，并击毁过519辆坦克的德军战斗英雄，被苏联方面称为“苏联人民最大之敌”，斯大林悬赏10万卢布要他的人头。

在德国即将战败之际，因为惧怕被苏联俘虏后遭到报复。1945年5月8日，鲁德尔率领自己的部队，驾驶3架Ju87式轰炸机和4架Fw190战斗机从东线飞向西逃跑，降落在美军占领的机场，集体成为美军俘虏，一年后被释放。

▲《兄弟连》中，德军将领向美军投降场面

整个二战以来，拒绝签署日内瓦公约的苏联对待战俘的方式就一直饱受争议，枪毙、酷刑、送到“西伯利亚挖土豆”等等屡见不鲜。

德军深知，向苏联投降很可能死路一条，倒不如拼命往西边的盟军方向逃跑。

当敌军面临绝境，选择了投降而非鱼死网破，那么就意味着，我军面临伤亡的几率，将极大地降低。

每一条战士的性命可都是宝贵无比，如果这次为了泄愤而选择了以极端手段处理敌军俘虏，那以后谁还敢投降？

瓦解敌军的第二层含义就是教育改造，即化敌为友。

这一点，以解放战争为例是再适合不过了。

1946年6月，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之时，我军总兵力127万，国民党军430万，敌军兵力是我军的3倍之多 。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后，解放军总兵力上升至300余万，而国民党军人数下降为290余万，人民解放军在人数上首次超过敌军。

战争中，如此迅速的敌我兵力转变，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这其中战俘的教育改造功不可没。

历时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共计俘获国民党军458万人， 成功吸收与改造了300多万战俘。

也正是在解放战争中，我军的俘虏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

1946年9月5日，中央军委发布了俘虏工作的相关指示，指出要多开俘虏官兵座谈会，利用广播逐日发表俘虏官兵全体姓名，让俘虏写信回家，写信给其友人同学，选印及广播俘虏官兵座谈，书报上登载俘虏官兵报告平安的集体广告等等......

叶剑英评价当时的俘虏工作，“全世界没有的，从不搜俘虏腰包这个规定起，一直到训练俘虏、争取俘虏，进行诉苦教育，使刚刚缴枪来的俘虏经过训练，经过诉苦，马上就掉转枪口打敌人。”

▲解放战争中的，华北军区的“遣送回籍证”

而人民军队中，更是出了不少本是国民党俘虏兵，后来成为战斗英雄的例子。

比如上甘岭战场，打出我军军威的开国少将崔建功，原来是1935年在直罗镇被红军歼灭的东北军109师一员。

比如原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惠滋上将，来自辽沈战役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军，被俘虏时他才16岁，加入解放军后先后参加了四野南下的平津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全部五次战役，1994年晋升为上将军衔。

▲徐惠滋上将早年照片

宽待俘虏的另一大目标，就是团结更多朋友。

以抗美援朝战争为例，彼时刚成立的新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哪怕有着社会主义阵容的支持，在国际外交上，中国还是持更加谨慎的态度。

对于朝鲜战场的上以美国为主的“联合国军”战俘安置工作，中国显得尤为在意。

以至于，原本以为志愿军凶残成性地“联合国军”战俘们，直到了走进碧潼战俘营，才惊讶志愿军的战俘营里居然没有高墙铁网、这里没有岗楼碉堡，更没有密集巡查的守卫。

▲图：碧潼志愿军战俘营全景照片

不仅三餐管饱，每天都能吃上大米、白面、土豆、黄豆和肉等，享受志愿军的伙食标准。

志愿军还为战俘们配发了棉衣、棉帽、棉手套、棉被和毛毯，就连热炕都配备好了，帮助他们抵御严寒。

▲外国战俘正在准备圣诞节“火鸡”，

中国没有火鸡就用土鸡代替了

甚至平日里还能打打排球，玩玩扑克，跳个舞什么消遣下生活。

▲这姿态像不像春节在家的你？

但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最后居然还搞起了战俘奥运会。

来自十数个国家的战俘们齐聚一堂，放下手中的枪，在体育上一比高下的画面，你敢想，志愿军就敢做。

很快，战俘们就和俘管人员打成了一片，双方分别时，就像老友一般，依依不舍。

就连“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战后的回忆录中也承认：“我们发现，较之朝鲜人，他们（中国军人）是更文明的敌人。有很多次，他们同俘虏分享仅有的一点食物，对俘虏采取友善的态度”。

而这些被遣返回国或者回到队伍的俘虏们，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移动宣传牌，向更多人传递着事实的真相。

根据英国报纸的统计，在1952年的13天内，就有17个省20种地方性报纸刊登了俘虏的消息与照片。

其中一些，思想前进的战俘，甚至甘愿帮助我军。

一些美英俘虏自愿成立了“拥护和平委员会”，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的战争政策。

这些宣传在敌国人民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激发了敌后人民的反战情绪，为志愿军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可以说，要体现中国军队文明仁义之师的形象，宽待战俘政策是必不可少的手段。

当然了，敌人若是不老实，该揍的使劲揍，该捆的照样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