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到了一封从巴黎寄来的信，发信的人是我的老同学，大学毕业后就跑到法国去，转瞬便是六年。六年来我们一直没有通信，因此我接到他的信时，很有点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我还以为他是在巴黎看到我的武侠小说（巴黎的中国留学生许多订有《大公报》），写信来骂我，因为我们在大学同学时，都是有志于做学术研究的工作的，谁知分道扬镳之后，他有机会继续深造，而我却竟写起武侠小说来呢！
拆开信一看，他一句话也没提到我的小说，我这才放下了心。他谈的是各国“汉学家”到巴黎开会的事，他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又因为这次会议所谈的，主要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而这个问题正是我在大学时最感兴趣，曾经花过一些功夫研究过的，因此他抑制不住心中的兴奋，想起了远在香港的老同学，特地写了这封信来报告所见所闻。
看到中国的学术在国际上这样受人注意，我也感到很兴奋，因此我就不客气地拿他信中的材料来写“随笔”了。
在接到他这封信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世界各国有这么多研究“汉学”的专家。我曾有过这样幼稚的想法：中国文字是世界上最难学的文字，那些外国人学学中国话和一些浅近的白话文，想还容易，他们怎么读得懂深奥的中国古书呢？看了这封信后，我大吃一惊，那些外国的汉学专家所提出的论文，竟然有许多是属于中国旧学中颇为“冷僻”的东西，其中所涉及的古书，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还未必读得懂呢！
这次参加汉学会议的有十几个国家的专家，人数将近二百人，除了中英法美苏德等大国之外，瑞士、土耳其、奥地利、澳大利亚、缅甸等国也有人参加。香港也去了一个人，乃是在香港大学中文系教书的饶宗颐先生，据说也在会议上提出了论文，只是题目是什么，我的朋友却记不起了。
那些外国专家所提的论文很有意思，举一些例子来说，如西德哥萨大学的德朋教授报告的是《沧浪诗话》的研究，《沧浪诗话》是宋代文学评论家严羽所作，以“禅学”来比“诗境”，相当玄妙，对于“诗体”的罗列，尤为精密，在历代诗话中，算得是上乘之作。美国夏威夷大学艾克教授报告的是《禅宗的画》，德国莱比锡大学赖切奈夫教授报告的是《秦代劳役中使用刑徒》，澳大利亚康比拉·毕伦斯坦教授报告的是《汉代侯国制度》，这些题目就更专门了。另外还有西德梅因大学讲师孔达报告《中国山水画的分期》，也很引人注意。美国的“中国通”拉铁摩尔也有出席，但没有提出论文题目。
当然在会议中最引人注意的还是北京来的四位学者。这四位学者是翦伯赞、夏鼐、周一良和张芝联，翦伯赞和夏鼐都是中国著名的老学者，各国的专家对他们特别尊敬。翦伯赞提出的论文题目是：从新发现的汉代史料谈汉代社会；夏鼐的论文题目是：最近中国考古学的新发现；张芝联的好像是解放后中国新史学方面的成就，周一良的却是记不起来了。这四位中国学者的报告有一个特点，就是都谈到中国史学最新发展的情况，夏鼐先生还将大批考古学新发现的图片拿来展览，参观的人很多，对中国文化的悠厚博大，惊叹不已！
这次会议很受中国史学界近年讨论风气的影响，中国史学家近年讨论得最多的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这问题又分两方面，一是古代史的分期问题，最主要的是：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分界；一是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例如应该以“辛亥革命”作划时代的转捩点呢，还是以“五四运动”作转捩点呢？这些问题在这次会议也都有提出，据说争论得很为激烈，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沦。这些问题，对一般读者也许没有什么兴趣，在这里不多提了。
我的朋友还提到两件很有意思的事：一是年老的汉学家会讲中国话的较少，反而是年轻的汉学家几乎都会讲中国话，而且他们绝大多数没有到过中国；一是以前的汉学家都是偏于经院的研究，而现在的汉学家，尤其是年轻的汉学家却对现在的新中国发生了莫大的兴趣，他们都表示希望能到中国去。他们所研究的东西，也有许多是属于近代中国的范围的了，例如日本茶茶女子大学市古宙三教授的论文题目就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首脑部》的报告。大家都知道，“四川保路运动”乃是引起辛亥革命的契机。
还有一个应属于“花边新闻”的是：在巴黎发现有中国的甲骨文，想是法国人以前在中国收买去的。甲骨文是中国最古的文字，是用刀刻在龟甲兽骨之上的，除了中国外，以前只知道日本收有最多，郭沫若先生对甲骨文的研究，大部分就是用日本的甲骨文材料。在巴黎发现有许多中国的甲骨文，这还是第一次，而且据说港大的饶宗颐先生，已对这些甲骨文作了研究，正在写一本《巴黎所见的甲骨录》呢。
1965.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