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承认，我（这）个人比早先确实萎靡多了。早先我真是虎似的一个青年，稍微有一点不如意，我就大闹，旁人要是以无理加我，我必要不依，必胜始休。我记得在前三年，我走在西城某军办公室门首，与一个官僚派的人，因为争路吵起。那官僚后来叫来两个马弁，威吓我，我一点不怕，依旧辩驳理由，后来倒是警察把我劝走。其他争强斗气的事情，很多，总之，我早先是个血气方刚的青年，现在呢，什么血气方刚，成了锯大缸了！
现在的我，我虽然不能说是打右脸给人左脸，但是我确实是有些忍气了。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当面奚落我，说是他要在报纸上一攻击我，教我保管在北平不能立足。我说：那才好哩，把我一攻攻到外省，我还自庆得离开这穷北京哩。又有一次，在某电影院，一位西服先生要打茶役，我登时上前解劝，言语之间，自然我难免有些偏袒于被压迫者。那位西服先生，倒没怎么样，他旁边那位女友，却向我大蹿而特蹿，说我多管闲事，又问我在哪个学校（此事至今我很怀疑），其势噪噪，锅贴快到。我知道现在这个年头儿，女先生们是惹不得，当下我只得一躲而了之。
我并不是不敢惹气，我觉得是不必惹气，我们要是好汉子，找那欺负我国的、不拿人类待我国的、时时压迫我国、侵略我国的那帝国主义的列强去奋斗，那才算得真好汉、大英雄，全是同胞，他打了你，你也不文明，你打了他，也不体面，惹什么气？
——1930年8月30日
